我實在沒想到有關楊紅櫻的稿子竟會差點難產。
《非常老師》是我在小學反復讀過的一本書，當時十歲的我已深刻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底層價值觀正在被她的作品塑形，比如從小胸無大志，認定做一個認真的普通人便是最難也足夠有意義的人生活法，比如在被詢問理想之時，習慣性地質疑“科學家”這種偉光正的答案，反而更愿意做一名小學老師，像書里塑造的米蘭、蜜兒老師那樣，在本該上課的時間帶孩子們走出教室，做真正會影響另一個人生命的事。
我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成人社會對楊紅櫻這個名字的質疑和爭議。
說她炒作，說她的作品沒有文學性，說看馬小跳會帶壞小孩，造謠說她抄襲、偷稅。她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不混圈子，找上門的求推薦她一律拒絕，從不管對方和她交情深淺；說她抄襲、偷稅的，二話不說直接發(fā)律師函，拒絕調解；也頂不愛跟人交流文學，有人湊上來要找她談，她就借口要洗頭走掉，對方若還不識相堅持要等，她會說“噢那你就等吧”。
又或許，是因為那個所謂的中國作家富豪榜，誘發(fā)了許多陰暗的嫉妒心？
十年前她一個官司打贏了造謠媒體，為她澄清的消息卻無處找見。她證明自己的方式也很直接——當年在微博上，她氣得把自己的稅單公之于眾，連身份證號都曝光，被律師好生教育了一通?！拔也欢?。”她委屈，卻不示弱。
但六年下來，評不上職稱、不受領導和其他老師待見的她帶出了全區(qū)語文成績最好的班級，有關系的人爭著把孩子安插在她班上。她轉身就走，寧愿去出版社三年不拿工資也絕不回頭。
做了編輯，她也是當時四川出版界有名的“楊編花”，編的書不斷重印，但從來進不了社里的重點書或評獎名單。那時她用業(yè)余時間寫作，2004年前后已經開始因《女生日記》、《男生日記》《淘氣包馬小跳》火了起來，可曾經明明一起開筆會的人卻把她當作從天而降似的，突然不認識她了。
采訪時，楊紅櫻和我們說了很多很多。那些是故事的B面，是之前的報道里少被提及的，也是童書作家之外的楊紅櫻作為社會人的執(zhí)拗和堅硬。
那才是完整的她。某種程度上，她是一個對自我形象輸出控制欲極強的人——早在采訪前，出版社就和我們打過預防針，在事業(yè)上，她是女強人，對各方面都要親自掌控，比如若非事實錯誤，編輯隨意改她的文字對她來說就是挖祖墳的事情，報道文章也一定要給她親自過目審核。
乍一聽，我心里有點發(fā)怵。那和我童年想象里溫柔的作家楊紅櫻，反差太大了。好在見到真人后，整個采訪過程異常順利，她身上有四川人的熱情，開口便夸，甚至讓你聯想到格外周到的女性長輩，絕不讓客人感到尷尬，滔滔不絕，提問都需要見縫插針。
給稿后等了好些天，反饋是楊老師希望文章不要發(fā)表。我驚詫，進而理解——她低調了很多年，在種種風波之后，想明白自己根本無需理會外界的風雨，只需要維護好作品和孩子的陣地。而這樣一篇以回顧爭議開頭的報道，無疑有可能再次把她推進輿論的腥風血雨中。
意識到這點后，我知道這不會是一場容易的談判。想把文章發(fā)出來，唯一的可能是尋求妥協的中間點。于是它最終成了現在你們看到的樣子。以歲月靜好開頭，淡化爭議，看起來好像又一篇不痛不癢的頌文——那是受訪者想為讀者呈現的自己。
這樣的拉扯是人物報道中的常事。我似乎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他人眼中的自我和自己眼中的自我總是存在距離，而全然不介意地接受他人打量的人，只存在于極少數心寬又放松自在的采訪對象中。記者如何去處理這其中的差距及其導致的人際情緒關系，可能才是最終決定一個記者所產出的報道樣貌的關鍵。有人習慣理解和妥協，擅長維護關系；但也總有人不害怕沖突，不畏懼交惡，只對自己的作品負責。
這是另一重意義上的“性格決定命運”論。我近來覺得有點抱歉，懦弱的我好像總是在妥協。多虧這個欄目不上網，權當一點微不足道的紙刊福利，讓我把這點懦弱呈現給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