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丨戴錦華×蘇偉×魏然 我們是阿西莫夫未來世界之樹上的蜂巢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杜祎潔 日期: 2018-12-30

“我們跟樹的關系,我們的這個小格子和蜂巢另外的格子之間的關系,某種意義上是新的全球主流價值試圖讓我們去忽略,而我們的生命事實不容我們忽略的東西”

90年代以來的藝術與主流價值

近年的藝術研究,傾向于把當代藝術的話語和生產(chǎn)放置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多維參照系里考察。在北京中間美術館舉辦的“想象·主流價值”展覽中,人們可以瞥見從1980年代末綿延至今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各種話語、機制、潮流、風格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

展覽于2018年11月18日開幕,至2019年3月結束,策展人為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和中間美術館高級策展人蘇偉。透過劇場、紀錄片、電影、網(wǎng)絡文化與亞文化、文學、思想論爭等形式,文藝展現(xiàn)出自身所處的位置、角色和價值,也彰顯著主流價值體系的多元形態(tài)下的共生空間。

1990年代市場發(fā)軔,商品與消費主義進入大眾現(xiàn)實。文化作為一種快消品成為風尚,中國的波普藝術應運而生。具有輕松調侃意味的表現(xiàn)詞匯開始出現(xiàn)在新生代藝術作品中。

80年代的前衛(wèi)藝術家們對哲學問題的興趣和理論闡釋,以及諸如“大靈魂”“拯救”等詞語,均不再時興。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對集體主義和社會集體目標的追尋,以及沉重、深度與茫然情緒,被虛無和戲謔所解構;歷史問題被懸置,憤怒、浪漫、意義感、理想主義和英雄色彩煙消云散,普通、偶然和平庸的無聊感進入藝術的表現(xiàn)主題。自嘲和無所謂的世俗痞子文化,在這失落的一代彌漫開來,成為藝術批評家栗憲庭筆下的“玩世現(xiàn)實主義”。

在文學領域,一些小說的發(fā)表、傳播、評價和引申為眾人矚目,引發(fā)了文化論爭,折射出彼時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和沖突。對王朔小說創(chuàng)作的爭議、對王小波的評價一時涌上風口浪尖。

無論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影視作品還是前衛(wèi)藝術中,世俗化現(xiàn)象、都市日常生活、人的生存欲望開始代替宏大敘事和重要社會問題,成為新的母題。在人們的嬉笑怒罵中,“潑皮”“調侃”的玩世生活觀念、王朔式的恣肆,沉淀為一種新的精神生存狀態(tài)。

1988年被中國影視界稱為“王朔電影年”,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頑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輪回》《大喘氣》登上銀幕。在90年代初熱映的《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海馬歌舞廳》等電視劇集和情景喜劇里,市井智慧、底層生態(tài)和燈紅酒綠光怪陸離。對新舊都市的想象和現(xiàn)代化進程下的全球流散等在這一時期的影視作品中也有所表達。

記錄與寫實成為一種不約而同的載體選擇。90年代初,在孤立零散的場所,觀念藝術和錄像藝術(video art)開始成為一種藝術景觀。照相式的語言方式和照相寫實主義作品,出現(xiàn)在1990年中央美術學院建院40周年的教師作品展中。

然而,“擁有先進的攝錄編設備的國有電視臺與實驗藝術無法產(chǎn)生關聯(lián)。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沒有足夠經(jīng)濟支持的藝術家制作作品的方式都是地下的,他們往往依靠在電視臺工作的朋友進行私下工作?!保ā?0世紀中國藝術史》)

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和文化轉型中,在商品經(jīng)濟和個體經(jīng)營暴富的沖擊中,這種體制內外、官方和民間的分割不再分明。

央視1993年開播的《東方時空》,被廣泛認為是第二輪電視新聞改革開始的標志,通過嚴肅的新聞視角聚焦社會熱點、時政要聞、百姓日常,并帶動了電視制作體制的變化。富有開拓性的制片人負責制、“主持人制”和“第二用工制度”等在此試煉。欄目全部使用社會資金,由欄目制片人選擇雇傭制作人員。

《東方時空》的參與創(chuàng)辦者多是紀錄片導演出身。90年代“新紀錄片”的部分成員,成為《東方時空》子欄目《生活空間》的主創(chuàng)人員,他們進入體制,開始搜羅體制外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加入。當時《東方時空》的組織制度類似于承包制,體制外的人兼職進來,沒有編制,給一部分項目的錢,這在單位制為主導的90年代初撕開了一個口子。

《生活空間》拍凡人瑣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獨立紀錄片導演蔣樾給《生活空間》做的第一個片子是《東方三俠》,拍了三個熱愛在什剎海游泳的老頭。這種記錄片的拍攝視角和思維方式被引入新聞領域,引導了后來整個《生活空間》的發(fā)展,從地下紀錄片到主流媒體,實現(xiàn)了主流與邊緣、官方與民間的相對位移。

1993年,脫離了固定單位和穩(wěn)定收入、追求內心無拘無束的“盲流派”畫家陸續(xù)離開圓明園畫家村。蔣樾則將鏡頭對準了湮沒在進城“盲流”中的一群底層北漂青年。

同年,從美國考察回來的小劇場導演牟森,在北京舉辦了一個短期的戲劇表演訓練班,學員大都是來自邊緣省份中小城鎮(zhèn)、對藝術抱有夢想與熱情,卻無緣接受科班教育的文藝青年。結業(yè)時演了詩人于堅改編的小劇場劇目《彼岸》,添加了副題《一部后現(xiàn)代詩劇》,其中消解了彼岸的烏托邦含義,質詢著彼岸與當下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

14名演員在北京電影學院第二排練室的狹小空間內演出了七天,不斷用激烈的身體動作和高亢的聲音發(fā)問“彼岸是什么”。戴錦華、段錦川、張頤武、張元、吳文光都去了現(xiàn)場。崔健看完后寫下歌曲《彼岸》,收錄在《紅旗下的蛋》。

蔣樾把整個教學、表演形體訓練和排演過程拍攝下來,并把焦點對準了這14個無名的、北漂中的學員參加培訓班后的經(jīng)歷:幾個月的訓練排演作為夢想成真的高光時刻破滅,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命運沒有改變。

這種邊緣藝術群落的涓滴盲流在不同的文化半徑內交匯。1993至1994年,在中國電影界的邊緣,一個簇新的個人電影創(chuàng)作群體,以張元、王小帥等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實崛起。

與依托體制內的電影制片廠、不需要考慮票房收入、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的第五代導演不同,張元的《媽媽》成為第六代電影的開山之作,闖出了一條獨立籌資拍片、體制外制作的新路,張元大學同班同學王小帥的第一部獨立制作影片《冬春的日子》,也循著同樣的路徑。

這種帶有毛邊的、原生態(tài)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成為一種范式,不少第六代影片被稱為“狀態(tài)電影”或“生活流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意圖不高屋建瓴,不指涉宏大敘事,而是還原出蕓蕓眾生或邊緣小人物晦暗的生活原貌。

碎片化的多元審美不僅散落在90年代第六代導演、新紀錄片、小劇場的各個圖譜中,也綿延至更加支離破碎和娛樂化的當下。在新的技術革命下,昔日整齊劃一的主流話語被復刻、重組、嘲諷和解構,構建起一幅眾聲喧囂的社會文化圖景。耽美小說、同人漫畫、二次元文化、網(wǎng)絡游戲風靡,小眾、亞文化侵入大眾媒體,文化產(chǎn)業(yè)的資本運作在既定的系統(tǒng)規(guī)則里,更加遵從市場規(guī)律、流量導向的生產(chǎn)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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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主流價值” 開幕對話

對話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北京中間美術館高級策展人蘇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魏然

魏然:為什么展覽的引子選用鬼片《黑樓孤魂》?

戴錦華:我們選擇了上世紀90年代作為一個開端。那時候整個中國電影業(yè)還在舊有的制片體制中,沒有真正商業(yè)化,而恐怖片長久以來又是某種不言自明的禁忌。這部1989年上映的類型電影是一個關于拍電影的電影。一群人在一個老房子里拍電影,拍電影的行為不期然地召喚出了歷史的幽靈。我當時就關注到幾個點:一是幽靈來自于一個在“文革”中冤屈死的小姑娘,一個復仇的女鬼,可是女鬼引誘加害者進入復仇場景的時候,導演卻設計她使用颶風吹動的美鈔,涌出的美鈔誘惑當年的加害者走到姑娘當年被處決的地方。在這個空間場域當中,這個歷史時刻出現(xiàn)了,它是一個相遇的時刻,也是一個交臂錯過的時刻。影片結束時突然切換成醫(yī)院病房當中閑聊的病人,那個故事中已經(jīng)被實施了絞刑的加害者,這個時候正兩只手掐著自己的脖子在講鬼故事,而這個鬼故事再一次被送藥來的護士所打斷,最后一句對白是“吃藥了”,最后一個鏡頭是攝影機搖落在那個護士的藥車里五彩繽紛、非常美麗的藥片上。對我來說,這部影片在這個歷史時刻被賦予了特別的意味。它告訴我們,一個巨大的轉變已經(jīng)發(fā)生,歷史在這個時刻出現(xiàn),同時在這個時刻被推遠,它好像是一種需要去治愈的疾病,或者說正在治愈中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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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戴老師在《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使用了一個詞:“共用空間”。今天在展覽當中重新使用這一關鍵詞意味著什么?

戴錦華:共享空間(共用空間)是定名為“想象·主流價值”的一個基點。我覺得在中國言說、思考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對于什么是我們基本的坐標和參數(shù),其實很難達成共識。我們依據(jù)什么去度量、去勾勒、去描述?我們想通過這個展覽再一次提出何為主流價值的問題。我的回答就是所謂坐標參數(shù)的缺失,某種程度上我們在主流價值上沒有共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所有的文化、藝術現(xiàn)象本身又都在嘗試和主流價值對話、對抗、協(xié)商,同時也可能是戀愛。當我們說沒有共識,其實我們又有,甚至在整個世界望向中國的時候,這個“共識”都存在:我們會對經(jīng)典的權力結構、權力機器有過高或過低的評價。

90年代初我在極端困惑、彷徨的狀態(tài)下試圖通過學術轉型有所突破。我選擇了叫作culture studies(文化研究)的研究場域。我虛構了一個字叫shared-space,即共享空間或者分享空間、共用空間。因為我覺得它不是所謂public space(公共空間)這樣的概念,public space對應的是比如國家機器,或者經(jīng)典權力,有一個清晰的位置和疆界,而共用空間、共享空間,正是說在所有我們指認出權力空間的地方,如果那個權力能夠運行,它一定有社會的默契、共鳴,或者說它一定意味著某種協(xié)商的成功。

更有趣的是,在我觀察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現(xiàn)實時,那些我們經(jīng)常認為是抗衡性的、邊緣性的,好像與權力不相容的空間,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權力得以實施、一種新的主流得以實踐的生長空間。而這樣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在這二三十年的中國現(xiàn)實當中持續(xù)不斷地發(fā)生,每一次所謂新的邊緣的建構,可能意味著一種新的主流即將占據(jù)我們的現(xiàn)實、文化或者歷史空間。

《彼岸》劇照 圖/于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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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當下重新進入這個共享空間的有哪些新的角色,可能帶來的新的可能性是?

戴錦華:近一兩年之內,我花了一些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特定的亞文化群落,包括腐女群落,或者耽美網(wǎng)文、廣播劇、同人畫、漫展、同人本。我自己并沒有預期到,它再一次印證了我在80年代的觀察:在這些最邊緣的、最另類的、具有冒犯性的,或者是完全被無視的文化場域當中,能觀察到一種強有力的主流的建構和形成。(展覽中)我們選擇了兩組例子,來展示一種新的文化生產(chǎn)、新的文化產(chǎn)業(yè)鏈,資本、創(chuàng)作者的角色,以及粉絲作為生產(chǎn)鏈條組成部分的一個例子,和另外一個反例,即小眾中的小眾如何可能成為一種裂縫,使得一些不大一樣的溪流也能夠進入大眾文化的場域當中。

蘇偉:比如像愛國主義也在不斷地被轉譯到這樣的空間中,它在重新被消化,成為一種新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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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90年代之后,國際和全球化的因素介入到關于主流價值的想象中來,這個全球化和國際因素的角色是什么?

戴錦華:我們討論90年代的中國,甚至2008年以前的中國,中國藝術、文化現(xiàn)象的更多參數(shù),可能來自于中國的內部事實,或者來自于中國內部多重權力機制之間的交錯、博弈和共謀。隨著中國崛起,我覺得全球化不再是一個修辭,不再是一個地緣政治的政治層面或者幣緣政治的經(jīng)濟層面的事實,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實。特別形而下地說,如此頻繁的、如此巨大人數(shù)的和如此大規(guī)模的國際旅行,可能和“中國式家長”聯(lián)系在一起:獨生子女政策與中國的應試教育,與傳統(tǒng)中國望子成龍、也望女成“龍”的結構下,開始出現(xiàn)的一種中國式的全球離散,送孩子出去讀書然后陪讀,在這個過程當中家庭的凸顯和家庭的破裂。

胡葳《悲慘世界》的同人漫畫創(chuàng)作 圖/中間美術館提供

比如入選的《悲慘世界》同人的例子,作者就是在法國接受教育、從事創(chuàng)作。這個同人畫已經(jīng)不是中國同人圈的,而是全球同人圈跨語際的:它與日本動漫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與拉美的《悲慘世界》,所謂大悲圈、“ABC”(《悲慘世界》原著中描寫了“ABC之友”的青年群像)之間親密直接的互動,已經(jīng)很難說它是中國的內部事實。

但是在這樣一個事實和格局下,我們仍然討論中國作為問題,我覺得又要有一個新的參數(shù)的設立或者一個新的思考路徑,以及不斷的自我質詢,當你說中國同人、中國動漫的時候,你到底在說什么。

蘇偉:這幾年的研究里還涉及到一些和現(xiàn)實直接發(fā)生關系的藝術創(chuàng)作。一個現(xiàn)實是藝術界缺乏知識性的討論,缺乏足夠的關于主體性的探討,也缺乏讓藝術變成多向連接點的一個節(jié)點的討論,而是一個封閉的討論。另一方面,也是大家經(jīng)常隱而不談的,或者無法面對的困惑和焦慮,就是怎么和現(xiàn)實發(fā)生聯(lián)系。我們之前做了一個策展的工作坊,請了一些中生代、年輕的策展人加入我們,很多人其實有這樣的實踐要求,要和現(xiàn)實發(fā)生直接對話,但是也面對了大量關于語言、立場的問題。到底怎么樣去描述藝術的生存狀況,這是一個對我來說至今還無法完全解答的問題。

1993年央視《東方時空》開播,在子欄目《生活空間》,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思維方式被引入中國電視新聞領域 圖/中間美術館提供

洪子誠老師在《當代批評家的道德問題》的文章里提到道德作為一種權力工具時的危害性,其實并不是說那些曾經(jīng)被打為兩面派的人品質上就沒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說他們就是無辜被冤枉的好人,也不是完全的壞人,在那個時刻善惡好壞、高貴低賤的絕對標準是不能這樣去運用的,它缺乏具體的情境來判斷事情本身。道德不是孤立的。

今天我們看到一些藝術直接走到現(xiàn)實之中時所面臨的處境,一方面我看到了很多更為失望、更困惑的創(chuàng)作,直接從現(xiàn)實中提取象征素材。這種方式我首先覺得就有道德問題,因為往往缺乏了你和現(xiàn)實之間的溫度感,你成了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理中客”。我們見到了太多以快照的方式來進行的創(chuàng)作,拍了就走、看了就走,馬上在第二年的雙年展上看到這樣一個作品。首先這個方式從程序上來說,我就覺得有問題了。其次當你面對這樣一個情境,你應不應該去接觸這個人,你應不應該拍一個打工者,你應不應該拍一個流浪漢,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應該從道德情境上去判斷,但我們至少要從真誠度、對現(xiàn)實的體認能力去判斷創(chuàng)作本身是否成立,這是我覺得今天在藝術創(chuàng)作里面可以使用的一把尺子。

展覽里王兵的《父與子》,趙川、草臺班和深圳北門工人劇社的合作,郝敬班到去年大興現(xiàn)場拍攝的照片,這些創(chuàng)作都是能引發(fā)我內心觸動,要起雞皮疙瘩、帶人味的創(chuàng)作,而不是偽善角度的創(chuàng)作。

北門工人劇社故事劇場作品《我們的故事》系列,2016年至2018年在草臺班 協(xié)助下集體創(chuàng)作和演出 圖/中間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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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錦華:我有很矛盾的態(tài)度,一方面我有非常強烈的共鳴,比如說關于我們今天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必要討論藝術中的人,或者藝術家作為人,有沒有必要重新談人與現(xiàn)實、藝術與現(xiàn)實,和在現(xiàn)實中的人與藝術、道德的關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作為一個在學院、在思想生產(chǎn)層面有所介入的人,我又覺得所有這些概念已經(jīng)一地雞毛了。比如說人、藝術、藝術家、倫理、道德,沒有一個題目我能夠去依托,而不心存深深的懷疑。

但是我還是會在另外一個層次上認同蘇偉的討論。我們面對如此新的,一方面新到我們不再有共享的元素、基點,一方面所有這些新的東西在快速刷新。而所有的這些新中求新、新在劇烈演變——甚至這些演變是自動化的,不是誰來助推、誰來主導這樣一個過程——的時候,我們真切地感到社會在遭受傷害。

當我們說社會整體地在遭受傷害,但是某些人遭到更深的傷害,他們面對傷害的時候處于無助的狀態(tài),這個時候有一些藝術家開始提出藝術何為,藝術還能不能做點什么、應該做點什么,或者藝術僅僅作為一種表現(xiàn)、再現(xiàn),它跟現(xiàn)實之間還有沒有某一些共享空間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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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既然我們說主流是一個某種意義上難以解釋的、流動的、碎片的空間,個人如何與這個空間相處?

戴錦華:我們整個展覽想去探討主流價值。我覺得在今天,某種意義上,主流價值正在新技術革命所形成的一種全新的全球形態(tài)當中碎片化了,或者隱形化了。

從另一個角度上說,宅男和宅女們好像可以完全與主流價值無關。最多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主流價值居然敢犯我御宅,你居然敢闖到我這兒來,我完全可以不和你發(fā)生任何連接。真的如此嗎?主流價值在個體生命之外。當我們安祥地、富足地、不孤獨地延續(xù)我們的宅生存的時候,對在窗外發(fā)生的世界,我們擔不擔負某些倫理的或者道義的責任。讓我們的宅能夠封閉起來的快遞小哥們、全球物流系統(tǒng),為了讓我們在宅里面生存下去而永遠暴露在外部世界中的人們,我們跟他們有沒有關聯(lián),如果有是怎樣的一種關聯(lián)。

回到一些非常古老的話題,引申到對個人主義、對個人的質詢,對非常形而上的道德倫理、社會道義或者說一種實踐的社會倫理的質詢上,其實不是我們面對主流價值如何自處,在我們似乎以為與主流價值無關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更強有力地被主流價值鎖在那個系統(tǒng)中間。

我們是不是應該參與創(chuàng)造一種不一樣的主流價值,以便我們仍然在社群、社會的意義上去定位我們個人。即使宅是可以封閉的,我們可以作為宅男和宅女安祥地生活下去,我們仍然可以把這個宅想象成阿西莫夫的未來世界的樹,我們是懸掛在那個樹上的蜂巢。我們跟樹的關系,我們的這個小格子和蜂巢另外的格子之間的關系,某種意義上是新的全球主流價值試圖讓我們去忽略,而我們的生命事實不容我們忽略的東西。

蘇偉:我們做研究的人,心里總是有緊張感,因為我們在定義藝術家的工作。藝術這件事又很內部、很個體,藝術家需要不能被定義的自留地,和現(xiàn)實之間保持必要的距離。這個時候我們用倫理的角度去評判藝術家的工作,就會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但是我覺得就看你怎么提這樣的問題,如果你只從倫理的角度提倫理問題,從絕對道德的高度提道德問題,這樣的判斷往往就會出問題。至于藝術家本身他要做什么樣的工作,他自己怎么去認定自己在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位置,他怎么建立自己的坐標系,他是內心流亡的還是直面現(xiàn)實的,形式主義的還是虛無主義的,我們不能去這么定義它。

尊重個體的方式是當你用研究的方式把他設定為一個語境、建立起一個框架的時候,你是否真正去體驗了他內心的工作,這個工作其實不必在研究中完全被表現(xiàn)出來,它無法被表現(xiàn)。只是說你安排的框架是否具有足夠的寬度,我覺得這時候藝術家的工作才能在某種程度上被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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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未經(jīng)對話人校閱。參考資料:《20世紀中國藝術史》、《碎片化的影像(第六代導演的審美觀)》、《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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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 杜祎潔? 發(fā)自北京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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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4 第810期 總第810期
出版時間:202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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