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過程里，我時常不夠嚴謹地簡稱其為“西北科考”，有實習生初次聽到，錯當成“科舉考試”，我啞然。
拋開這段子，若不是年初副主編楊子發(fā)這個選題給我，1927年出發(fā)成行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于我也是完全陌生的。
3月，去北京大學靜園參觀“北京大學與絲綢之路——西北科學考查團九十周年紀念展”，算是頭一次開始接觸西北科考。泛黃的黑白老照片，斯文·赫定在荒漠和胡楊林的速寫圖，還有現(xiàn)場播放的瑞方當時拍攝的珍貴影像，恍恍惚惚，有一點撥動心弦，但依然對那八年混沌而不解其真味。
半年之后，我和北大考古系的博士朋友說起，他說對這段歷史他也是一知半解，我一面對自己的無知有些釋然，一面暗想：這樣一段稱得上可歌可泣的歷史，就這樣湮埋在故紙堆里，連專業(yè)人士也與之隔絕。正常嗎？
這樣的疑問，后來在逐步深入時，也時常泛起。
譬如，身在北京的我迫切地想知道，還有哪些這次考查所得的采集品、資料和遺存，是面向公眾開放、展出，讓我們能近距離了解的？
丁道衡發(fā)現(xiàn)的白云鄂博，山高水遠；居延漢簡，安置在臺灣；黃文弼搜集的文物、資料、報告，有許多由中國社科院贈予了國博，許多還躺在社科院考古所的檔案室里……
“似乎只有西直門的古動物博物館里，能看到袁復禮先生挖掘出的恐龍化石，（以饗觀眾）？”我問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張九辰老師。
“對。這的確是個問題?！彼f。
她和袁復禮的后人劉衛(wèi)東告訴我，古動物館展出的西北科考發(fā)現(xiàn)是少數，還有一部分，存在博物館的庫房里，沒有對外。
參與這個選題的實習記者陸敏秋說，她在古動物館的確只看到了袁復禮當年在新疆荒灘中發(fā)現(xiàn)的赫氏水龍獸化石原件，旁邊也沒有關于采集人的介紹。
第一發(fā)現(xiàn)者的名字和當時的情況，是否應該有所標注呢？
張九辰說，她不了解國外博物館陳列和國內關于人文社科類采集品的情況。但自然科學方面的博物館陳列，標簽一般寫的是發(fā)掘地點和時間，“做標本的是地質學家，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時間與地點，我是史學家，我們關注的是人，所以（缺少了人名）這也算是遺憾，但這是兩個不同系統(tǒng)。 何況，中國又是個突出集體主義的地方。對吧?！?/p>
90后敏秋說：“如果我不是在做這個選題，我察覺不出（不標名字）有什么缺失，這恰恰也是最遺憾、最蒼涼的吧？”
“那一代人，原本也不重名利?！蔽一貞?。
?“但是更多的人都掉進了歷史的褶皺里，我們現(xiàn)在做的可能就是盡可能抻一抻能摸到的這一塊兒，從褶皺里把那些人還原出來?！?/p>
這些人，不獨是中國科學家，也有瑞典、德國、丹麥的參與者。
稿子里沒有展開的是，某種程度上，西北科考團也建立了此后對待西方探險（考古）隊來華探險的模板。但其他同時期的合作卻很難如此順遂。
曾在中國從事多年探險活動的美國探險家安德魯斯便評論：“但顯然，（赫定）接受這些荒謬的條件使得其他探險隊在進行活動時將面臨極大的困難?！?/p>
1929年，因為不接受類似條件，安德魯斯宣布放棄他的探險計劃。1931年成立的中法科學考查團雖然接受了條件，卻由于法方態(tài)度惡劣，甚至發(fā)生毆打中方團員的事情，科考團最后中途廢止，團員劉慎鄂轉而加入西北科考團繼續(xù)工作。
不得不承認，赫定的遠見卓識、外交與談判能力、超強的野外生存和組織能力，對于促成和完成這次漫長的考查，至關重要。但據說在西方、包括他的祖國瑞典，因為親希特勒的歷史，赫定的口碑并不佳。
人性原本就是復雜的，但還是應當分開來看，不是嗎？
七八年前，貝格曼的兒子揚·貝格曼一家專程來中國。來之前，他告訴和父親并肩工作過的中國科考團成員陳宗器的女兒陳雅丹，“聽說你有一個哥哥叫斯文，我也有一個哥哥叫斯文，而且霍涅爾也將他的兒子取名為斯文。斯文·赫定雖然去世了，現(xiàn)在卻有了三個斯文和更多的人在懷念他。”
陳雅丹和揚在北京的見面凝重而愉快。她在博客里這樣寫：
揚·貝格曼10歲父親就去世了。長大以后，他看了父親的日記，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更好地了解父親，他在退休后又學了考古。
當年為了研究居延漢簡，貝格曼舉家來到北京一住就是好幾年。在這里他的夫人生了兩個孩子，唯一的女孩伯瑞塔不幸六個月就夭折了。葬在北京德國人公墓里。可惜多方尋找，已經找不到了。
老貝格曼44歲英年早逝。我問揚，“你的母親怎樣把你們三個兒子撫養(yǎng)成人？”
他笑笑說：“我家有５間房子，媽媽把那4間租出去，有時媽媽要去教家政課。我們就靠這些生活。”
“赫定基金會出版了你父親的書，你父親去世后，有沒有給你稿費以補貼家用？”
“沒有，”他又笑了。“我們覺得能讓很多人知道父親就很高興了。赫定活著時，所有去中國西北考查的團員，經常在赫定家聚會。1952年后，赫定去世了，他們就會不定期常來看我母親，都是很好的朋友?！?/p>
我感覺，那是一群高尚的人。
無論在出行前雙方談判有過怎樣的抵牾、質疑和警惕，能支撐下來兩年、五年，乃至八年合作的，必定是對科學的執(zhí)著熱愛、堅韌，與高度信任。
在從烏魯木齊回北京的飛機上，我又一次看了《無問西東》，為王敏佳、沈光耀的命運淚奔。而影片最后那一幕幕出現(xiàn)的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學者頭像與生平，才是歷史長河里更鮮活的存在——也包括科考團中的袁復禮先生。
只是，90年前那樣窮困潦倒、饑寒交迫，數月、數年與家人分隔，差點命都要送掉的科學考查，今天幾無發(fā)生的可能。果如此，要記住和繼承什么呢？
論硬件，昔非今比；論國力，也早不可同日而語——新聞里已經有了中國“推進文物援外和聯(lián)合考古”的報道，似乎當年考查團里瑞方與中方的角色，而今在“一帶一路”的廣闊天地里，調了個個兒。
在有關祖父黃文弼的學術研討會上，黃紀蘇曾這樣說：
人類數千年燦爛輝煌的文化、思想、宗教、藝術、學術等等，其實都不過是意義的生產工具——也可以說，就是意義本身。意義使人的生命超越了單調重復的飲食男女，超越了無可奈何的春榮秋謝。中國以往三四十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同時也付出了代價。財富價值觀通吃獨大，對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進行了瘋狂的洗劫。中國實在是到了重建意義、安頓人心的時候了。我想，“中國夢”也應該包括這樣一部分內容吧。
這樣一種力量，像一個安靜的暴風眼，目前席卷到的人群還頗為有限，但會越來越激蕩開。
兩年前，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策劃新文化運動百年展時，有專家指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民主與科學”，西北科學考查團是科學史上的大事，展覽內容不包括這個，不太合適。
該館展覽部副主任秦素銀聽到，想起該館本身便藏有一批徐炳昶先生等人留下的資料，她越讀越感動，覺得值得單獨為西北科考做一個展覽，于是才有了2017年9月在紅樓舉行的“萬里向西行——西北科學考查團九十周年紀念展”。
當時秦素銀挺著大肚子奔前忙后，王忱、陳雅丹等大她數十歲的長輩都深為感動，主動把家里收藏的先輩遺物拿出來展覽。
采集品、資料分散，紀念人群、研究者同樣難以凝聚，這也是我在采訪中的一個明顯感受。
考查團在1927年原本便是一個民間學術聚合體，成員來自不同學科和領域?？疾榻Y束后，“各回各家”。
“說起來，只有考查團6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搞了三次比較大的紀念活動，這以外也就基本悄無聲息了?！睆埦懦皆鴧⑴c了2007年那次中科院針對西北科考團的課題研究，但也遺憾這件事從此難以持續(xù)性發(fā)展。
后人們早早發(fā)起了一個研究會，但黃紀蘇說得直接：“總不能永遠只是一群后人在摻和，后人有情懷，但也容易立場和角度單一，自說自話?！?/p>
“好在現(xiàn)在有了新疆師大的平臺，這是個良好的開始。雖然有一點遠，但并非遙不可及呵。”張九辰頗感欣慰。
得說回今年操辦氣象學家劉衍淮先生后人捐贈遺物和科考團進疆90周年活動的朱玉麒了。原本西域文史、水道、李白的研究風生水起，半路闖進西北科考這段歷史，他越做越拔不出來。
最后他和團隊以誠意和專業(yè)，打動了黃紀蘇等一批平臺的“考查”者，籌建了新疆師大黃文弼中心和西北科學考查團研究基地。
“我的下半生應該都會交給它（西北科考研究）了。我覺得很值得啊?！敝煊聍枵f。
人生何處不相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