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現(xiàn)在國內(nèi)頂級文學期刊稿費最高不過千字千元時，我和一同操作此題的同事明萌都很吃驚。而七八年前，這個標準更是低得驚人，最高千字80元。
第一個采訪對象潘向黎很不能：作家無法保證持續(xù)、穩(wěn)定的靈感，尤其一流的作家，是國家的文化財富，都無法靠寫作維持基本的體面，“還一直說是文化強國，在提升文化綜合軟實力，難道我聽錯了嗎？”
7月末稿費稅并入綜合征稅的消息出來后，潘向黎的朋友圈議論紛紛。有人建議她開工作室，這樣稅率最高僅為17%。她同時還是《文匯報》的特約首席編輯，坦然地談起自己向遲子建、王安憶等名家約稿的難堪：她們寫篇文章花費的時間和上一次大師班的課程差不多，所得卻是十幾分之一，寫稿全靠友情驅(qū)動，她得時時維系。
不過之后遇到的更多作家姿態(tài)都很平和。他們的書不暢銷、在圈內(nèi)業(yè)已成名、有固定工作、物質(zhì)需求不高，才能和理想一起活，用表達的愉悅喂飽自己。
徐則臣大學畢業(yè)就成為文學編輯，工作時看稿，私人時間寫稿，持續(xù)21年。他大學開始賺稿費，那筆錢就夠請室友吃兩頓飯的，他從沒指望過當全職作家，自然也不會計算投入回報比：寫一本《耶路撒冷》想結(jié)構(gòu)就用了三年，動筆后又是三年，還有什么體驗?zāi)鼙葘懗鲎髌犯烂睿?/p>
周嘉寧說，她從小學就給上海的學生報紙畫插畫，后來當中學生記者、給新概念投稿、做《鯉》文字總監(jiān)，用稿費維持生活是理所當然的事。既然驅(qū)動寫作的不是物質(zhì)，那給多少拿多少是最簡單的，無須自擾。
他們算是我這次采訪的作家的代表：不太了解現(xiàn)行的稿費制度讓他們失去了多少，也基本認同，嚴肅的寫作是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很難獲得廣大的讀者，“國家政策是應(yīng)該區(qū)別對待”。
某種程度上，這個話題在作家圈子里或許有采訪對象沒有向我表露的敏感性。有之前完全靠稿費為生的年輕作家?guī)追剂亢缶芙^了采訪；有成名多年、地位很高、書也暢銷中外的作家斷言，他認識的90%以上的作家都是最貧困的人，寫多少書都不可能買房。他所在的經(jīng)濟大省這些年沒出什么好作家，“有的辛辛苦苦寫了篇，兩三萬塊錢。寫一篇房地產(chǎn)策劃案就是一樣的價格，那你為什么不選擇后者? 這個時候現(xiàn)實很骨感，一定會放棄理想?！?/p>
采訪時，一說到稿費的話題， 不少采訪對象主動回想，“劉紹棠那個時候，一本書買座四合院啊……”
但同一年代也可找到另一面向的故事：陳良廷從1940年代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到1996年上海市政府把他和其他翻譯家的編制收入上海文史館前，他都住在愚谷邨亭子間，兩間房最多塞了六個人。直到現(xiàn)在，他和同為翻譯家的妻子劉文瀾的房間也不過二十平米左右。采訪那天，我臨走前他突然拍拍那張由縫紉機改造的堆滿書的桌子，對我昂頭一笑：“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過一張自己的桌子，他們都叫我‘亭子間文人’吶！”
那時我感到酸楚。做這個題最大的安慰是，不少作家告訴我，全世界作家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徐則臣回憶，很多人和他一起在跑道上起跑，大多數(shù)人都跑丟了，但還是有源源不斷的熱愛文學的新鮮血液輸入。這就夠了，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