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時，瞿駿隔三差五搬個小板凳到老校區(qū)的大門口坐上一小時，看著門口熙熙攘攘的人流，聽上海爺叔、老阿姨們在那里吵架拌嘴、吹牛皮。
老校區(qū)靠著蘇州河，沿河一帶是老上海的棚戶區(qū)。到深夜，他有時會順著河岸兜馬路——光線昏黃的路燈下，形形色色白天看不到的景象從各自隱藏的角落里冒了出來。
“你對生活越有感知，你對歷史也越有感知。”憶起學生時代的自我訓練，這位39歲的歷史學教授津津樂道起來，“一個好的歷史學家，一定是一流的小報記者，對各種各樣的八卦有著無窮的興趣?！?/p>
觀察和體驗生活的習慣被他保留到了現(xiàn)在。有一次，他心血來潮地鉆進了思勉高研院演講室大圓桌中央的空當，躺了下來，讓自己回想某個時段在這里發(fā)生過的人與事。“當你是躺著的，看到的是人的背面，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p>
這是他從楊德昌的電影《一一》中得到的啟發(fā)：小男孩洋洋拿著相機專門拍人的后腦勺，因為他讓大人們看到他們看不到的一面。
這是瞿駿做歷史研究的“心法”——“就像看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樣，努力讓自己進入歷史的情景里，去捕捉、去把握那個氣氛、氛圍，那股風。然后，從100小時素材里最后剪出一小時長的成片?！?/p>
聽上去，這很像一門藝術(shù)?！皼]錯，我覺得歷史學就是一門藝術(shù)?！彼环裾J自己離科學派較遠的立場?！盀槭裁次覀冋f《史記》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司馬遷可沒有到鴻門宴的現(xiàn)場，但我們都認為他寫得‘像’——他就是把握住了那股風?！?/p>
他也把這套方法傳授給自己的學生。
“你們殺過雞沒有？”他問臺下的“95后”們：“沒有？那你至少得嘗試殺一回。這樣，你才接近到那些歷史人物在決定殺人那一刻的內(nèi)心世界?！?/p>
其實，老師自己也沒動手殺過雞。瞿駿主攻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平日里“打交道”的大多是動口動筆不動手的書生文人、知識分子，并不直接關(guān)涉刀光劍影里的政治人物，或是底層的幫派與流民。
雖然，思想帶來行動，革命就會有流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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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敘事里的“半神話”
學術(shù)圈的朋友和瞿駿開玩笑，說他眼下處于“井噴”狀態(tài)。
自2017年下半年起，他陸續(xù)出版了學術(shù)著作《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社科文獻出版社），個人學術(shù)隨筆集《花落春仍在》（三聯(lián)書店）。下一本專著《現(xiàn)代國家觀念的普及化》已在修改整理階段，將在不久之后面市。
“哪有什么井噴，其實是七八年才磨一劍。”這并非謙虛，距他上一本個人專著《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出版，中間隔了近八年的“空當”。他說自己手腳慢，手頭的稿子總是一改再改?！翱傄獝巯в鹈?。做學問是自己成就自己、自己為難自己的過程，需要正心誠意地去做，沒有人能幫你?！?/p>
身處喧囂時代，他坦承也有沉不住氣、“想往網(wǎng)紅路上奔去的時候”。但經(jīng)常會停下問問自己：“你是不是走得太遠了一點？是不是在五十步笑百步？”相比隨著潮起潮落，他更希望再過幾十年后，后人讀他的文章仍覺得是有價值的。
在人才濟濟的同門師兄弟中，瞿駿是最像純粹歷史學者的那個，對學問的專注和用功有目共睹。以至于，一直對弟子們因材施教、期待甚高的許紀霖有時反而會提醒他——“我寧可你少讀一些書，多行一些路”，甚至希望他身上能有一點兒江湖的野氣。
在師長、朋友和同事們眼中，瞿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上海寧”。
他講究吃，喜歡逛商場、兜馬路，有著上海人對商業(yè)和“消費主義”的天然親近感。他愛搖滾、足球，在荷爾蒙最旺盛的年紀，曾是諸多體育、足球類報紙的鐵桿讀者。在北方小縣城滿大街找報攤買新一期《體壇周報》、《南方體育》的經(jīng)歷，后來常被他在課堂上用作理解一個“復雜中國”的例子。
但在所有個人履歷和自我介紹上，他都會加上一行標注——“籍貫：安徽桐城”。
追溯起歷史，瞿駿屬于第三代上海移民。從未謀面的祖父是清末安徽桐城一個在私塾里讀過點書的童生，“廢科”后不知怎么地順著時代洪流“動”到了十里洋場?！拔腋赣H非常在意這個認同，我從小就一直被告誡說不要忘記我們來自桐城?！逼甙藲q時，他曾跟著家人回過一次老家。當?shù)伥男盏淖遄V里記著他的名字。
因著這一層鄉(xiāng)土牽連，生長于上海的瞿駿感覺自己和那個“昨日中國”之間有了些許血脈上的聯(lián)系。
讀本科時，瞿駿的職業(yè)理想并非做學術(shù)，而是當一名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正好我們聊起了許知遠、“十三邀”和“奇葩說”，他鮮明地表達了對馬東的“站隊”——“為什么要這么端著呢？一個人嘻笑怒罵，并不代表他心底沒有熱血。”
沒進娛樂圈成為另一個馬東，并沒有耽誤他的好口才。他是華東師大歷史系人氣最高的青年教師之一，擁有一大票“迷弟”“迷妹”，每做講座必是人氣爆棚。2017年下學年，他面向全校開的“錢穆《國史大綱》導讀”是華東師大最搶手的選修課之一。一些沒能選上課的外系學生也趕來旁聽，把一個中型教室占得滿滿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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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時，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雄辯與激情。他尤善于誘導，隨手抓住現(xiàn)場聽眾的特質(zhì)來舉例子、作類比，令對方置身于他所虛擬的“情景”中，然后一步一步往他的邏輯上引，直至推出一個個荒謬又荒誕的結(jié)論：
“閉關(guān)鎖國”真是近代中國的“罪過”么？如果大清皇帝早早“開眼看世界”，中國仿效“明治維新”成功，成為世界強國，那真會是一條更好的轉(zhuǎn)型之路么？所謂“進步”，就一定那么正確么？
你未必100%認同他的觀點和立場，但多少會意識到：哦，原來歷史的面相更為復雜混沌、曖昧不清，充滿著種種吊詭和“似是而非”的臆斷。
他把這些“似是而非”稱為half-myth（半神話）——“每一個事實的點都是對的，但串起來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在我們的歷史敘事里，有太多這樣因為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判斷而制造出來的‘半神話’?！?/p>
“我要找尋和揭示出來的，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真知道和真相信，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認定的真相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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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個的“歷史真相”
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的《歷史是什么》里有一句精彩的名言——“歷史是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
對照這個說法，瞿駿把自己歸為重心偏向“過去”的那一類研究者。
在《天下為學說裂》一書中，瞿駿以清末民初中下層的青年學生、士人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舊史料結(jié)合新整理公開的文人日記、近代報刊和地方文獻，呈現(xiàn)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知識群體與時代之間微妙、曖昧的聯(lián)動。
在作者看似沉穩(wěn)平和而時有動情的敘述、剖析里，我們過往印象中熟悉、清晰的一幅幅歷史畫面漸漸失焦，線條變得模糊，色塊幽暗不明起來：
傳統(tǒng)私塾教育被新文化巨子們?nèi)绾斡幸獾貕褐坪屯磕?；“啟蒙”又是如何成為一門生意的；相應(yīng)地，在當下大受追捧的民國教科書在當年又是如何通過抹黑傳統(tǒng)來確立自己的地位……
豆瓣上，一位青年學人留下了一條耐人尋味的點評——“你能看到作者的‘答案’，但不清楚他的‘問題’是什么，這隨之造成歷史認知的差異?！?/p>
瞿駿認為這個批評相當犀利。但他隨之以“中華民族的由來”的問題如何在近代產(chǎn)生為例，作出自己的回應(yīng)——在歷史學中，“往往是先有‘答案’，即那段歷史獨特的背景、情勢和氛圍，然后才會冒出各式各樣的‘問題’?！?/p>
當進入、穿梭于越來越多的歷史情景中，他得出的個人體悟是：答案，或者歷史的“真相”不止一個。
“如果你認為歷史的真相真像柯南所說‘只有一個’，那我覺得實在是有一點簡單化。”他解釋說，“因為歷史是一趟過的。你必須承認人都是有限的，即使對當下，你也只能看到自己世界里的那個真實，頂多再往外看出去一點點，更不要說對過去了。”
他承認這也會導向一個危險的“悖論”——“如果說真相有多個，那要不要對這‘多個真相’從價值或真理性上做一個排序呢？如果它們彼此之間都是平等，那歷史學家們宣稱要‘逼近’或者得到的，又到底是哪一個‘真相’呢？”
他沒有給出直接的回答。
在瞿駿看來，當下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遠還沒有到提“問題”的時候，而是還在追尋關(guān)于過去的不確定“答案”。除了史料觀、方法論上的“不確定”，他認為這種“找尋”更表達著歷史研究中的一種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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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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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研究者對于過去的人和事的敬畏、尊重與理解，另一方面展示著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確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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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反省
著述之外，瞿駿并不忌言自己許多與他人不一致的立場和觀點。
譬如，對鼓吹多元所帶來的價值混亂，多次表達不滿；在課堂上，他也時不時對當下時髦而聲響頗大的女權(quán)主義、同志平權(quán)等輪番“開炮”。
“你知道華師大女生多嘛，其實，還是很容易犯眾憤的?！闭x大三的張哲星笑著說，他曾在臺下為老師捏一把汗：“不過，這也是瞿老師的個性魅力之一?！?/p>
每有學生提及“批判”，瞿駿都會不客氣打斷對方：“你憑借什么來作批判？”
“作批判是需要資源的，不是只靠自己那一點兒良知、理性和是非觀?！彼^而追問道：“你到底認真讀了書沒有？你讀了哪些書？就像一位前輩學者說的那樣：如果你連明清一個‘三家村’塾師的水平都沒達到，談什么去理解曾國藩的內(nèi)心世界呢？”
他把近代中國許多涌動歸結(jié)為——“從簡單思想出發(fā)，鼓噪輿論，進而在人心中產(chǎn)生普遍幻象，最終咽其惡果的詭異故事”。
也因著進入歷史情景的一份“感同身受”，瞿駿對近兩百年里站在風口浪尖、至今仍享受著后人崇拜仰慕的一些文化巨子持保留看法。
“按楊國強老師的說法：他們做的是為萬千人造命的事。既然你是為萬千人造命，那你應(yīng)該慎而又慎，因為萬千人會因為你而命運改變?！?/p>
這也是他對當下公共言論中許多風潮、言說心生抵觸的原因之一。
在瞿駿的文字、言談中，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對“昨日中國”懷有的溫情與敬意，以及對任何激進的言說、行動近乎反感的情緒。
雖然，他并不樂意被簡單地貼上“文化保守主義”這樣的標簽。
思想和學術(shù)上，對瞿駿個人影響最大的有兩位先生：一位是導師，另一位則是楊國強先生。
讀大學時，他在校門口一家小書店的打折堆里找到一本黑白皮的書——《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作者名叫楊國強。這個陌生的名字和這本書給了他全然不同的沖擊——它完全不按現(xiàn)代學術(shù)的“章法”，無論是語言，還是所謂的“學術(shù)范式”、理論框架，都自成一體。
當時，瞿駿已把史學大家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翻得爛熟——這位遭際坎坷的史家以暮年發(fā)力，以“新陳代謝說”為旨歸，構(gòu)建起一個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遷全然不同的分析框架。
楊國強是陳旭麓先生的親灸弟子，同樣在暮年、1990年后經(jīng)歷學術(shù)和思想上的轉(zhuǎn)變和某種回歸——尋找中國社會變遷自身的脈絡(luò)和“合理性”。
在看待歷史的眼光上，瞿駿說自己受益于兩代史家對中國現(xiàn)實和過去的思考與反省。
“他們都經(jīng)歷過1980年代那樣一個向外國學習、對現(xiàn)代化高歌猛進的過程。陳先生是1988年突然去世的。楊老師曾說，如果陳先生也看到了1990年代那樣一個泥石俱下的過程，他也會去反思之前把現(xiàn)代化看成浩浩蕩蕩、一往無前的那種歷史眼光?！?/p>
“我不是說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化不對，但里頭一定是有更豐富、更復雜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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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jié)、尷尬是新一代歷史學家出好成果的條件
人物周刊：在《天下為學說裂》，你重點關(guān)注了中下層的地方讀書人，涉及到新舊、中西、啟蒙和保守這些近代最重要的話題。你是想對主流的歷史敘事進行一種“修正”，給那些在近代大潮中聲音微弱的群體一個發(fā)聲的機會么？
瞿駿：可以這么說。但我覺得與其說是“主流”歷史敘事，不如說是“強勢”歷史敘事。因為在近代，“趨新”是大潮，“開放”、“西化”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大詞包括啟蒙、西化，是時風所至、大勢所在，所以它會獲得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我并不是想反啟蒙、反西化，但是，一個法庭不能只聽一方的意見，應(yīng)該再聽聽另一方的意見，而且要做到心平氣和地去聽兩造的意見。
在我這本書里，無論是談新學、教科書，還是談胡適那些大知識分子，不是“捧”或“踩”的問題，而是試圖去問一下在那樣一個年代里：什么是可貴的？它們因什么而可貴？
在那樣一個“勢高于道”的年代里，功利的目標大于“道”，所謂的對未來理想的判斷高于現(xiàn)實的生活。我想說：能夠認真地向西方學習，是一種“進步”。但是，在這樣的潮流坌至涌來之時能夠自守、能夠做自己是一種可貴。
人物周刊：但是，近代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顯然是避免不了的，也是“守”不住的。如果馬后炮地說，以一個近代史學者的洞察來看：怎樣對中國會是一條代價不那么沉重和痛苦的道路呢？
瞿駿：抱歉，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我沒法回答我們應(yīng)該怎么走，我只能告訴你：我們或許不應(yīng)該怎么做，什么樣的路過去我們認為是對的，現(xiàn)在看來是有毛病的。
譬如在我們的歷史敘事里，說晚清的洋務(wù)運動失敗了，背后的潛臺詞是我們希望模仿日本的道路，我們真的好失敗。但在你腦海里，你能想象中國走這樣一條道路會是什么樣？
我認同學者孫歌的看法：從今日來看，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絕對不值得肯定的，至少是不值得全盤的肯定。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的當然是無法度量的創(chuàng)痛；但對日本來說來，真的是勝利么？它其實是陷入了一場不斷贏得戰(zhàn)爭的迷夢，這場迷夢從1895一直持續(xù)到1945年，其實不過是50年，對很多人來說也就是半輩子的時間。反過來說，如果中國甲午戰(zhàn)爭勝利了，50年之后，中國的上海、南京各挨了一顆原子彈，你會如何說呢？有人也許會回應(yīng)說：你應(yīng)該分開來看，但是真能分開看么？
人物周刊：按卡爾的說法，并沒有所謂“完全客觀”的歷史學存在。作為歷史學者，你的價值立場是什么？
瞿駿：不可能沒有（價值立場）?，F(xiàn)在做歷史有兩路：一路講求冷靜和客觀，一路講求感情與投入。我個人徘徊在這兩路。這其實是蠻難把握的，把握得好了，就是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把握不好，就會有一些問題。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警惕那些大詞，啟蒙、解放、自由。這些大詞下面有許多理想主義的喜劇，也有很多活生生的悲劇。但是不是因為有悲劇就拒斥所有理想主義？進一步說，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理想主義，又將成為一個怎樣的世界。
所以，我很糾結(jié)。但是不能因為這種糾結(jié)就說我沒有價值立場。我倒認為，正是糾結(jié)、尷尬，是新一代歷史學家可能出好成果的條件。立場太鮮明，站在理想主義一邊，或是站在和理想主義相反的一邊，寫出來的東西都未必經(jīng)得起時間的檢驗。
人物周刊：楊國強老師曾說，陳旭麓先生是用史學來“經(jīng)世”的讀書人。作為年輕一代學者，你的關(guān)懷和關(guān)切是什么？
瞿駿：我這么回應(yīng)你的問題。我知道不少人對現(xiàn)實是有關(guān)懷的，對政治是有熱情的，但他們是隱藏的，通過文章、學問的方式來表達。學問的方式告訴我們：直來直去、立場鮮明的東西經(jīng)常是快餐，只能逞快于一時。
我們希望用學問的方式來表達一種關(guān)注，讓它更綿長久遠一些。因為在我觀察歷史的態(tài)度里面，長時段的考察正是歷史學的強項。歷史常常都是以一二百年為單位來看的，看一二百年里發(fā)生什么，和我們只看一二十年，是不一樣的。這樣，你的關(guān)懷或許會更接地氣一點。
人物周刊：怎么個接地氣法？
瞿駿：不是那種口號式的，不是那種煽動式的，但你會感受到一種力量，它是綿長的，細密的。你是想做一個隨潮來隨潮去的人，還是說等上幾十年，后人們把你的文章言論拿出來，覺得還是有價值？
就象杜亞泉那樣，他寫出來的東西在當時可能是被前、后、左、右圍攻的，個人遭際并不愉快。然而，正是這樣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如果你真有堅守的“道”，或者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話，就不會覺得這個時間漫長。
（實習生吳媛博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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