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的價值在于他在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誠實，這種誠實有時體現為一種拒絕的姿態(tài)，拒絕矯飾、拒絕過于文學化的濫情、拒絕文壇習氣、拒絕把寫作崇高化……他賦予口語化寫作以新的氣息，傳統(tǒng)的文學評論在他的寫作面前往往失效。2017年是曹寇在創(chuàng)作上更加成熟和豐饒的一年，隨筆集和小說集相繼問世，編劇的電影業(yè)已殺青，用勤奮來形容這個游蕩者有點奇怪，但現實層出不窮，他的寫作之弦也始終未曾松懈。
2017年春天的時候，我在家里閑得發(fā)慌。有一天我跟顧前說，要不我們去金壇找老于頭玩吧。顧前說，好啊。然后我們就去了金壇找老于頭。老于頭是金壇一家醫(yī)院的醫(yī)生，也寫小說。我們之所以找他，與看病和小說無關，而是老于頭家院子里有一株牡丹，是其乾隆年間的一個老祖母嫁到他們家時作為陪嫁帶來種上的（老于頭的祖先是一個狀元）。臨行前我問老于頭，你家牡丹開了嗎？他說開了，我們就去了，就是這樣。我和顧前的興趣點在于：兩百多年了，老于頭家都沒挪過窩，這真是太難得了，當代中國這樣的家族太少了。不過，到了后，我們在那株牡丹樹下看了其實不到半個小時，就跟著老于頭找飯館喝大酒去了。次日，我們又去了泰州，在農村里看了油菜花，又去興化城里的古董街上逛了逛。我們還認識了一個開咖啡館兼賣花的興化姑娘。我和顧前當時都很喜歡這個姑娘，但也僅此而已。之后我們途經揚州在瘦西湖邊歇了一宿，繼而返回南京。
到了5月份，我的事才多了起來。先后在三家出版社出了三本小書（當然，這其實跟我沒什么關系）。然后受制片人之請，常駐內蒙烏拉特后旗潮格溫都爾鎮(zhèn)，跟導演楊瑾一起完成我們的電影劇本。這個劇本到了9月份開拍了，現在導演在做后期，據說2018年可能出來。這好像也跟我沒什么關系了。我要說的是，在電影開拍之前，劇本的各種會議，改來改去，確實把我弄得夠嗆。不過，平心而論，即便很麻煩，我也沒有半途而廢。我是這么想的：既然我答應了干這件事，好壞在其次，首先我得把它做成。
在做電影的過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yōu)榱穗娪霸谀撩窦宜阉魉夭牡臅r候，巧遇了一個蒙族姑娘，該姑娘是內蒙某大學的人類學在讀博士，正在烏拉特后旗搞田野調查。要知道牧區(qū)和農區(qū)也差不多，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殘，看到年輕人的幾率很小，看到年輕姑娘的幾率更小。于是我就跟這個蒙族姑娘談起了戀愛，你來我往的，至今還在談。
也正是在我和內蒙姑娘談戀愛的過程中，我的一個朋友在南京定山寺出家了，另一個朋友從南京新街口一棟建筑的28樓跳了下來，“享年”（這個詞真幽默）50。
先說出家的這個。在出家之前，她就已經持戒寄居在定山寺里，只偶爾才下山來我家和我聊聊。不過后來她說她想離開定山寺，她覺得自己待不住了，而且也恢復了抽煙。我想，再這么下去，怕是酒也要喝起來了（她以前是酗酒的）。正想著怎么幫她的時候，她突然告訴我，她決心剃度。老實說，得到這個消息，我并不吃驚。雖然我對佛教一竅不通，也難以體會她的處境和心思，但我覺得到了這個分上，要么就是退一步，要么就是進一步。后者應該是一種勇力吧，她本來就挺勇敢的人嘛。
吃驚的是那個跳樓的朋友。電話獲知這個消息時，我都笑了起來，這怎么可能？但，是真的。這個朋友是一個十分時髦的人，雖然“年過半百”，但一直是年輕人的打扮和談吐。生活中接觸的也多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男女。我二十來歲的時候就跟他玩，他帶我泡吧帶我看演出什么的，總是喋喋不休說這說那。最近兩年倒是接觸少了些，我想他大概是認為我“老”了吧。所以，他死后，我有一天晚上從上海路附近往家走，看著一路上都是他曾經帶我進去過的酒吧茶館，我突然有了一個可笑的沖動，就是像過去一樣給他打電話，把他拉出來，隨便找個酒吧坐下，喝點羅斯福10之類的烈性啤酒，然后誠懇地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你對你自己跳樓這件事怎么看？我堅信跳樓的如果不是他而是我，他一定會滔滔不絕經久不息地和別人談論這個話題。
然后就是渾渾噩噩地到了年底。我和顧前又上路了。我們這次去了臨安玲瓏鎮(zhèn)方家頭水庫一個民宿住了好幾天。好山好水還用得著說嗎？山茶筍干之類的也犯不著吹噓。我們住得有點不耐煩，除了摜蛋，就是去水庫下面的村子轉。村子里正在辦喪事，死者是一個83歲的老頭，所謂“喜喪”，鞭炮齊鳴，吹拉彈唱，好不熱鬧。整個村子都是同姓人家，所謂聚族而居，光是流水席就有60桌。我和顧前當然不便坐上去吃一頓，只好遠遠地站著看?？茨切┐笳艋\打開后的騰騰熱氣，看那一碟一碟一模一樣的菜肴端上桌子，看那些孩童和貓狗在人腿縫隙里鉆來鉆去。這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了局外人的身份。然后我們又去了富陽，又去了宣城。我花了220塊錢買了一整套筆墨紙硯。在回來的路上，看著我這套筆墨紙硯，顧前問：“你想干嘛？”我想了想，說：“我不知道。”
（相關報道見本刊2017年6月12日第17期《曹寇 我對已知的文學性不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