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理的旅程就像一次回溯。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遠門，坐了36個小時的硬座火車從江蘇到云南，第二天又花36元錢從昆明到了大理。
當時整個世界對我而言都非常新穎，住青旅、和一幫剛認識的人圍爐聊天，唱歌，說臟話，我欣賞那種背離主流價值的生活態(tài)度，覺得功名利祿那套俗透了。
幾年后，我的生活遷移到香港，在一家氛圍極其保守的新媒體公司寫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每日朝九晚五，過得壓抑。
入職三個月后的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要坐班這件事，于是跑到九龍?zhí)恋罔F站看人。
我站在那里，看到這座城市99%的人都穿得克制、體面，蹬著高跟鞋或者夾著公文包從身邊走過的時候，所有人都面無表情。
我?guī)缀醪豢杀苊獾叵萑虢^望，沒有思維樂趣，沒有身心自由，被生活規(guī)勸，成了那99%當中的一員。
2015年3月，已經辭職的我再次來到云南，目的地是梅里雪山，途經大理，就繞到洱海邊住幾天。五年前留下深刻印象的雙廊變得很發(fā)達，我站在街道上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產生出和九龍?zhí)恋罔F站相似的恐懼。人們密集又踴躍地生長，最后卻都沒有了自己的面孔，我很快逃離大理，一天時間就趕到了偏僻的德欽縣。
2017年4月，我第三次來到大理。因為采訪的壓力，我像一個背負了重殼的人，在別人眼里有著和大理非常格格不入的滿面愁容。采訪結束之后的深夜，我都會在古城的人民路上來回晃蕩。有一些人，2010年的我會相擁喝酒，有一些人，2015年的我會害怕見到，2017年的我呢？覺得自己成了大理的陌生人，既不能茍同“必須在大城市買房”的取向，也無法理解“生命就該被美好地浪費掉”這樣的論調。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是給予我相當程度時間自由和思維樂趣的記者職業(yè)，它讓我觀察到人們在這兩岸之間的巨大漂泊，但也讓我在內心分娩出更大的冷漠：在必須遵從大城市邏輯和隱身于鄉(xiāng)野情懷之間，就真的沒有第三種路了嗎？
在香港，我看到過很多“積極的不自由”，人們在社會秩序極其穩(wěn)定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角色分配毫無力量地生活；很多次旅途中，我也看到過很多“消極的自由”，很多年輕人舉著手機在荒野之地碌碌無為，眼神空洞乏味，談吐毫無色彩。但事實上這兩種生活方式有區(qū)別嗎？
在大理人民路踱步的深夜，我看見街邊舉著酒瓶三五成群起哄的年輕人，聽見從酒吧里飄出的歌詞大意是“我很失敗但我很牛逼”的所謂民謠，會有些微小的慶幸。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然后通過痛苦的試驗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最終沒有把我從一個極端推向另一個極端，也讓我不必游離于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離開大理的那兩天，天空不斷下雨。于我，大理從一個地理名詞變成了一個時間名詞，從一種純粹的向往變成了一個包含警惕的復雜體。飛機離開地面，我想起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句子：“如果自由感不備于我的話，那么它將無跡可尋?！?/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