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賢不是靠背誦造就的
不知什么原因，“讀經(jīng)”這個話題最近又火了起來。
臺灣某教授所倡導(dǎo)的兒童讀經(jīng)運動，已在大陸運行多年，信從者眾，這種教育主張少年兒童多背誦經(jīng)典書籍，即使孩子一時不能理解，也不要緊，只要背下去，長大后會有理解的時候；在讀經(jīng)學堂里，教師只負責帶領(lǐng)兒童背誦書籍，不講解；那些能背誦30萬字的少年，可以進入他們最高級別的書院求學……
根據(jù)主事者的自述，這種讀經(jīng)教育的目標是培養(yǎng)圣賢。
這個說法，可謂從一開始就錯了。如果有一個人，他沒有拿過世界杯冠軍，卻開了一個足球培訓班，然后告訴世人說“我們的目標是培養(yǎng)世界冠軍”，這話聽上去口氣很大，但從道理上來說，是可以相信的。因為“世界冠軍”是一種榮譽，屬于“利”方面的內(nèi)容，與德行無關(guān)，而且想要獲得冠軍，必須通過比賽，而足球比賽是團體合作，不需要施教者上場，所以即使教練不會踢球，也能教出好的弟子。在現(xiàn)實中，也確實有不少踢球不好的人成了頂級教練。
不過，如果有這么一個人，讀書多，但不懂詩詞格律，此人開了一個培訓班，宣稱要培養(yǎng)詩人，寫近體詩。對于這句話，可千萬不能相信。這是因為，“詩人”兩個字，包含了人的品格、作詩技巧等因素，屬于“義”方面的內(nèi)容。要想培養(yǎng)出詩人，施教者必須自己首先是詩人，不然，即使讓學生把唐宋名家的詩集全部背誦下來，也學不會寫詩，更別說成為詩人了。這種例子實在不勝枚舉，譬如在古典文學研究領(lǐng)域里，不少從業(yè)者寫起論文來洋洋灑灑，卻連一首文從字順的律詩也寫不出。
儒門的教育也跟詩人的培養(yǎng)一樣，都屬于“義”方面的內(nèi)容。從本質(zhì)上說，儒學是實踐性的學問。一個人要稱得上“儒者”，必須做到言與行相合無間?！墩撜Z》說：“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辟潛P子路勇于實踐，因為子路知道了一個道理，若是未能躬行，就唯恐再聽聞另一個道理。在《論語》里，類似的表述還有許多，比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庇秩缈鬃拥倪@個慨嘆：“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边@都說明，儒者必須在實際言行中體現(xiàn)出其所知道的義理。
正因為儒學要求言行一致的特性，所以如果有人推行一種目標是培養(yǎng)圣賢的教育，那么其人必須先具備一個條件：他是世所公認的圣賢。退一步說，他即便不是圣賢，也必須是合格的儒者。但事實是，目前各種讀經(jīng)學堂里的教員，薰蕕同器，有些教員連理解經(jīng)典都成問題，其身份更多是“高級伴讀書童”。自身尚非儒者，而欲教人成為圣賢，這已經(jīng)不僅僅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不自量力，亦是一種欺世行為了。
其實真正的圣賢，是不會以“圣賢”名號自居的?？鬃釉谑罆r就被視為圣人，但他自己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不以圣者和仁者自居。細看孔子的言行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沒有任何高自位置的地方，當理想無法實現(xiàn)的時候，他會跟弟子感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多么誠摯，何嘗有高言大句欺世？孔子設(shè)教的用心，并不是要自己成為什么圣賢，也不是要把弟子培養(yǎng)成為圣賢，而是希望每一個來學的人，都能成為人格高貴的士君子。
在儒門體系中，存在著“士人、賢人、圣人”這個由低至高的序列，所謂“士希賢、賢希圣”是也。在這個體系中，士是基石，圣賢只是其中的卓絕者，他們本質(zhì)上也是士人。今人提倡儒學，要說教育目標，也宜說是培養(yǎng)士人，因為能否培養(yǎng)出賢人，是要看各人造化的。事實上，一個人要成為賢者，不僅需要讀書好，更要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有功于人群，方能得此稱號。古之賢者，莫不如是。今人直接越過士人而侈談圣賢，是急功近利的表現(xiàn)，與儒家嚴明“義利之辨”的精神背道而馳，其說之不可行，是顯而易見的。
四川遂寧，一個小學運動會前，孩子們詠讀“弟子規(guī)”
在無因果處用力
“背誦30萬字經(jīng)典”、“長大后自然會理解”，這是常見的讀經(jīng)教育者的主張。這類說法的背后，所抱持的是“經(jīng)典書籍里面每句都好”的意態(tài)。問題是，“30萬字”指標如何定出？若不向孩子講解，憑什么認為孩子長大后一定能懂？就經(jīng)典而言，即便是每句都蘊含哲理，也需要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反復(fù)推尋、印證，經(jīng)過一個反求諸己的過程，前賢說過的話才在自己心中有生命力，不然就只是紙上的遺訓而已。
賦予讀經(jīng)如此深切重大的意義，其實展現(xiàn)的是一種“期必如此”的思想狀態(tài)。這種表現(xiàn)似乎是極其推尊經(jīng)典，實則大大降低了經(jīng)典的價值?？鬃诱f“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太炎說“事無證驗而必之者，非愚即妄”，他們所絕去的“必”，即此之謂。
在現(xiàn)實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必”：讀儒家經(jīng)典，定能成為士人；背誦夠多少字，可成大才。又或是反過來：儒家經(jīng)典是現(xiàn)代化的阻礙，不能再讀；封建殘余，桎梏心性，何足寓目……后一種聲音，我們絕不陌生，魯迅就說過，“歐戰(zhàn)時候的參戰(zhàn)，我們不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jīng)》咒翻了潛水艇呢？”面對這種強悍的邏輯，我們除了拍一下大腿，實在也沒有什么可以做的。
對典籍的極端推尊與貶斥，態(tài)度迥異，然而論者所犯的“必”之病，則是相同的：他們建立起一些牢固的因果關(guān)系，然后倡導(dǎo)人群遵循。
因果之說，并非專屬于佛家，儒家早就有之，比如《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边@種言說，有著導(dǎo)人向善的深意，然而人若讀后認定世界必是如此，恐不盡然。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感慨地說，像盜跖那種做了許多壞事的人，他們活得很好，像伯夷、叔齊那樣的善人卻活得很慘，歷代都有很多這種情況出現(xiàn)。對于世間流行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說法，司馬遷表示“余甚惑焉”。
司馬遷的感慨，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世界的一種真相。我們所習慣言說的經(jīng)，指的是常道，確切來說，經(jīng)是一種應(yīng)然，即引導(dǎo)人應(yīng)該如何表現(xiàn)。然而在浩漠的人間，除了“?！?，還有許多“變”。對于后人來說，僅學習經(jīng)典中那些義正辭嚴的道理是不夠的，還需要認識世間的種種“變”。這部分內(nèi)容往往不在經(jīng)籍中，而是在我們的生活中以及前人的史部書籍里。
在1925年《史地學報》第3卷第7期里，載有柳詒徵先生的《歷史之知識》一文，文中這樣說：
歷史的事實，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無因果。又如孔子，大家都說他是宋之后裔，又居于魯國禮義之邦，故能產(chǎn)生出這一個偉大的人物來。但是宋之后裔而居魯者何止一孔氏，孔氏一門的人居魯者又何止孔丘一人，而何以獨孔丘能成為偉大人物？這可以說是無因果的。又如蒙古種族，由葷粥而匈奴，由匈奴而鮮卑而突厥而蒙古，何以獨于秦、漢之間能產(chǎn)生出一個冒頓單于，這也可以說是無因果的，是偶然的。因此我們可以得一教訓：我們處世，應(yīng)當在無因果處用力，來適應(yīng)環(huán)境，適應(yīng)歷史。故歷史的最后，還是無因果的，須憑個人自己去造因果。
柳詒徵先生是史家，也是儒者，這段話說得意味深長。在儒家精神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極堪尋味，他明知天下無道，仍然不辭辛勞地去行道、明道，就是希望“在無因果處用力”，使得世界更好。
司馬遷也是一樣的心情。在《伯夷列傳》中，他感慨惡人得好報、善人無好報之后，筆鋒一轉(zhuǎn)，說伯夷、顏回這些人雖然有善行，也是因為得到孔子的稱贊而名垂后世。司馬遷是在表達一種意愿：即便天下無道，他也要做一個像孔子那樣的人，通過自己的記錄，讓善人留名后世、讓惡人惡行昭彰。在認識乃至經(jīng)歷了世間的許多“變”之后，司馬遷對“?！钡栏訄猿?，他也是“在無因果處用力”。
今人盛言讀經(jīng)、談史，然而讀經(jīng)者多顯得拘迂，談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種陰謀斗爭的泥淖。司馬遷的《伯夷列傳》以及柳詒徵的上述言說，可藥此病。
今之國學教育，缺少活潑滋潤之功
“讀經(jīng)”這個話題，其實一點也不新鮮。
早在1935年，學者何炳松主編商務(wù)印書館《教育雜志》，就曾發(fā)函給全國文化界名家，征求他們關(guān)于讀經(jīng)的意見，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復(fù)，其中包括了蔡元培、唐文治、錢基博、陳立夫等名流?？梢赃@樣說，今日關(guān)于讀經(jīng)問題的所有爭論，幾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見中找到同調(diào)。
這是一場不可能有結(jié)果的爭論。比方說，什么是經(jīng)？這個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比如《莊子》被稱為《南華真經(jīng)》，《老子》又名《道德經(jīng)》，佛家有《金剛經(jīng)》，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經(jīng)》……但最早有“經(jīng)”這個名堂、影響也最深遠的，無疑是《詩》《書》《禮》《易》《春秋》這幾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說的“五經(jīng)”，它們都跟孔子有關(guān)：《春秋》是孔子據(jù)舊史而作，其他4部經(jīng)也都經(jīng)過了孔子的整理。
在漢代，《論語》的地位已經(jīng)很重要，但因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當時的人并不稱之為經(jīng)，而是看作輔助解經(jīng)的要籍，是謂“傳”。這并非說《論語》比不上五經(jīng)重要，而是說“經(jīng)”這個概念原有其清晰定義。后來，經(jīng)書內(nèi)容不斷擴充，宋代出現(xiàn)“十三經(jīng)”的說法，把屬于子書類的《孟子》收了進去，《爾雅》是解經(jīng)的書，也成為十三經(jīng)之一。這已經(jīng)顯得有點不倫不類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國學教育者，把讀《弟子規(guī)》這種末流文獻的行為也稱為“讀經(jīng)”，就更不值一論了。
那么，要不要讀經(jīng)？關(guān)于這個問題，只要想到簡單的一點就可以了：只要我們還在使用漢字，當然就要讀，因為無論你是贊成經(jīng)典，還是反對經(jīng)典，都必須植基于你對經(jīng)典有所知的基礎(chǔ)上。事實上，百年來國人圍繞“讀經(jīng)”話題爭論不休，本身就說明這些經(jīng)典是需要我們?nèi)チ私獾摹?/p>
有一天，一位熱愛傳統(tǒng)文化的兄長給我轉(zhuǎn)來一篇文章，文中用半生不熟的文言，學著古賢的口吻，批評這個時代禮崩樂壞。觀其言，仿佛是一位老夫子，然而實際上只是一位十歲左右的孩子而已。兄長很憂慮：“這孩子學傳統(tǒng)文化，都成老苗子了?！?/p>
這個擔心很對。當前的國學教育尤其是少兒國學教育，存在著一個普遍問題：干枯，沒有滋潤活潑生命之功，只是在批量制造一些面帶憂國憂民之色的俗儒而已。
其實，與其讓小孩子耗費心力去閱讀或背誦各種大道理，還不如讓他們?nèi)W好一兩門具體的“藝”——例如學詩詞或文言文的寫作。這是因為，會說千百種道理，不如掌握一藝，因為道理往往是從紙上得來，而學藝則是直接與古人精神往來。孔子主張“游于藝”，可謂頗具深意。
《詩經(jīng)》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彼^的“鳶飛魚躍”，指的是精神上一種自由、活潑之境界。無論是詩文也好，樂器、繪畫也罷，都是助人通往“鳶飛魚躍”之境的直路，沉浸其間，會得到一種極好的熏陶，同時又不至于斫傷了生命力。
孔子非常重視《詩經(jīng)》。《論語·泰伯》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卞X穆先生的《論語新解》解釋這一條時說：“本章見孔子之重《詩》教，又重禮樂之化。后世詩學既不盡正，而禮樂淪喪，幾于無存，徒慕孔門之教于語言文字間，于是孔學遂不免有若為干枯，少活潑滋潤之功。此亦來學者所當深體而細玩之?！?/p>
從本質(zhì)上說，人是不能被說服的。詩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感發(fā)自己與他人。清代學者焦循在《毛詩補疏序》一文里說：“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zhì)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wù)勝人而務(wù)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則聽者厭倦?！贝苏Z甚要，足以令人深思。
后世的詩，也與《詩經(jīng)》的精神血脈相通。錢穆、焦循的說法，宜為今日學傳統(tǒng)文化之人聽取。然而，我們看到的實情，不僅僅是詩教缺失、后進學得干枯，更是那些振臂高呼復(fù)興傳統(tǒng)文化的人，自身往往連基本的詩文寫作都不過關(guān)。如果他們會內(nèi)省，應(yīng)視之為恥，因為古賢并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這并不是說會寫詩文就有多了不起，而是說如此基礎(chǔ)的東西都未能掌握，如何倡導(dǎo)傳統(tǒng)文化？
廣東深圳，一位家長陪著孩子在一家國學私塾讀經(jīng)
學習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在讀書方面，宋人黃庭堅有這樣一個說法：“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p>
朱子很喜歡這個說法，認為“有補于學者”。黃庭堅這番話有兩個意思，一是讀書要守約，不可泛濫；二是閱讀時要多涵泳，于自己的生命有切實體驗，方為有得，而不是一味追求多聞、多得。
這種讀書精神，似乎在今天很難通行了。因為黃庭堅所提倡的，乃是一種真正對自己生命發(fā)生作用的學習，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后都可能不會讓人感知到效果，這無疑與今人求快、求果的追求相違背。
一位在某大型國學教育機構(gòu)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公司的業(yè)務(wù)對象以少年兒童為主，開有詩詞寫作、《論語》閱讀、琴棋書畫等課程，其中琴棋書畫這些課程最受家長歡迎，而詩詞寫作、《論語》閱讀等課程則乏人問津。
這是一個頗令人傷感的現(xiàn)實。家長是在讓孩子追求多聞多得，而忽略了精神的塑造，可謂釋本而務(wù)枝。這種功利心態(tài)，與某些國學教育主持者的欺蒙心理，可謂相得益彰。在目前可見的討論中，人們只注意到國學教育者的一些弊病，卻往往忽略了家長功利心態(tài)所造的惡。
重琴棋書畫而輕詩詞文章，跟追捧兒童讀經(jīng)教育的，都是同一批家長，他們無疑都被急于求售的心態(tài)所左右——學琴棋書畫見效快，可以讓孩子在人前表演；送孩子去背誦經(jīng)典亦然，也是只要稍微一學，就能夠在他人面前表演。
然而真正能夠影響生命質(zhì)量的學習，又豈是學一下琴、背一些書這么簡單的事呢？《論語》開篇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拈出“說”字為教，這個字通“悅”，是比“樂”更深一層的感受。在孔門的教育理念里，學習應(yīng)是一件愉悅的事。這是就大處著眼之說，并不意味著學習是容易之事，因為當你真正進入一種學問之后，將有大量的關(guān)節(jié)需要打通，這是需要付出艱辛勞動才能做到的。
其他的不說，單就學詩而言，即便你熟讀各種選本，對于寫詩來說收益也不大。前賢所教的學詩方法并不神秘，往往是建議你選取一兩個心儀的詩家，撲入其世界、涵泳其專集，此外再博覽其他詩家的作品。這是非常切實的意見，也只有這樣，學者才能在詩方面真切有得，不容易跟著流俗之見走。
學詩文不易，學孔孟之道乃至其他學問，也一樣要付出許多精力，才能真切受益。對于那些鼓吹教育是“不費吹灰之力”之事、只需帶小朋友背誦經(jīng)籍即可的聲音，我們應(yīng)該想到，天下的便宜事，實在是比我們想象中要少得多的。
我們還看到，只要有人稍微質(zhì)疑某讀經(jīng)教育的方法，讀經(jīng)主事者就認為這是反對讀經(jīng)、“斷人慧命”。這倒是不勞主事者憂心，因為傳統(tǒng)文化的典籍俱在，自有俊彥來讀。其實翻開歷史書就可以看到，數(shù)千年的文脈盡管受過各種損傷，然而何嘗斷絕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