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托馬斯·伯根索爾被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時，年僅10歲。他是在集中營長大的，并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這本回憶錄用樸實的文字平靜地講述了他17歲以前的生活，在凱爾采、奧斯維辛失去親人、多次死里逃生的遭遇，以及從集中營被解救出來后漂泊的經(jīng)歷。后來，他成為了著名國際法學者和大法官，早年的經(jīng)歷引導他走上維護人權和國際法的道路。令人諷刺的是，這本以英文寫成的回憶錄，卻最先以其他6種以上的語言出版后，才在美國出了英文版。因為在英語國家中，不止一位出版商斷定，那段歷史已經(jīng)沒什么好說的了，“關于大屠殺內容的書賣不出去。”這可能是更深一層的悲劇，如書中所言，“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每個人都會說希望“悲劇不要重演”，但如果不讓人回憶和反思歷史，這只會是一句空話。
很多年后，當別人問起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情況時，我會回答說，我很幸運能夠進入奧斯維辛。這個回答總是讓提問人的臉上浮現(xiàn)出震驚的表情。但我說的是實話。大多數(shù)到達比克瑙火車站的人都要經(jīng)過所謂的篩選。他們把兒童、老人、殘疾人與同來的其他人分開后就直接送入毒氣室。我們這撥人幸免了這種篩選?？隙ㄊ屈h衛(wèi)軍軍官的負責人沒有下達命令，因為他們可能認為我們是由一所勞動集中營送來的，兒童以及其他不能工作的人已經(jīng)被那個集中營淘汰了。如果我們這次也要經(jīng)過篩選的話，我等不到入營就已經(jīng)被殺死了。這就是我能用聽似輕松的口吻回答的意思。
當然了，當我們抵達比克瑙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期待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經(jīng)逃過了致命的篩選程序。我們剛從貨運車廂下到站臺上，所有的男人就被勒令排成一隊，所有的女人排成另外一隊。
除了幾個月后和我母親的一次短暫相見，這是我和母親在1946年12月29日再次團聚之前見到的最后一面了，也就是我們分開了大概兩年半的時間。我們根本無法好好地告別，因為黨衛(wèi)軍看守不住地厲聲叫喊讓我們緊緊跟上，還不時地對未能立即服從他們命令的人拳打腳踢。我嚇得不敢哭也不敢向她揮手，只是緊緊地挨著我父親。
我們離開車站朝著一個很大的建筑物走去，父親緊緊地摟著我。在這所建筑物里，我們被命令脫去衣服，從淋浴和消毒腳池中穿過。一路走下來，我們的頭發(fā)被剃光了，每人被扔給了一套我們進入奧斯維辛時看到的那種藍白條紋囚服。直到這時，我父親才低聲對我說我們暫時不會死了，因為只有我們拿到了囚服，他才能確定我們不會被帶到毒氣室了。
在這之后，我們再一次被命令排隊行進。我們肯定是走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才看到遠處出現(xiàn)了一排排的囚房。街道，實際上是沒有鋪砌的土路，把一長排一長排的囚房隔開。囚房兩側有高高架起的鐵絲網(wǎng)，把像城鎮(zhèn)一樣大的集中營分成幾個頗具規(guī)模的獨立營區(qū)，每個營區(qū)都有自己的大門和監(jiān)視塔。后來我得知這些獨立的營區(qū)是以字母來區(qū)分的。比如，女人住在B和C區(qū)，男人在D區(qū)，等等。我們的目的地是E區(qū)，也被稱為吉卜賽營區(qū)。成千上萬的吉卜賽家庭曾在這個區(qū)里住過。他們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我們抵達前不久都被殺害了。只有營區(qū)的名字提醒我們：這里，納粹以優(yōu)秀種族的名義又犯下了一樁可怕的罪行。
吉卜賽營區(qū)的入口處是一個可以移動的鐵絲網(wǎng)門，由帶著狗的黨衛(wèi)軍把守。進入營區(qū)后，我們被命令在一組囚房后面排成一隊并且要卷起左胳膊的袖子。在隊伍的一端，兩名囚犯坐在一張木桌旁。每個人都要走到桌子跟前，報出我們的名字并且伸出左臂。隊伍中，我排在父親的前面，弄不清這是怎么回事兒。后來，我看到桌旁那兩個囚犯的手中都拿著一個像鋼筆的東西，底端有一個細針，他們用鋼筆樣的東西在墨水瓶里面蘸過后，往伸過去的手臂上寫著什么東西：我們這是在文身啊。輪到我的時候，我怕會疼，但是刺的速度很快，我?guī)缀鯖]有感覺到。現(xiàn)在我有一個新名字了：B-2930，這是在這里唯一有意義的“名字”。這個編號雖然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些褪色了，但還留在我的左臂上。它成為了我的一部分，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與其說它讓我記住過去，不如說它在時時刻刻提醒我，作為一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見證人和幸存者，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與那些意識形態(tài)中存留的仇恨思想以及種族和宗教優(yōu)越的思想斗爭到底，這些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給人類造成了幾個世紀的苦難。
在文身隊伍中，父親就站我的身后，他成了B-2931。我們的編號也印在一個有黃色三角形的布條上，黃色作為識別猶太人的標志（不同顏色用來區(qū)別不同類型的囚犯：例如，政治犯是紅色三角形，還有同性戀、刑事犯等等）。大約45年后，我回到奧斯維辛，我把我的名字交給檔案館的負責人，因為我想知道1944年我抵達奧斯維辛的確切時間，但她卻向我要我的編號。我有些驚訝，因為我總是聽說德國人在他們的集中營內保存了非常精確的記錄?！澳愕竭_的時候，”她解釋說，“大量的囚犯被運送到奧斯維辛，黨衛(wèi)軍不再費心去記錄他們的名字了，只記錄他們的編號。”果然，一旦她知道了我的編號，就把我需要的日期提供給我了。記錄我編號的卡片甚至透露了有多少人是和我一起從凱爾采到奧斯維辛的信息。我們這些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可以憑借我們的編號來證明我們在這里生存過，而那些在黨衛(wèi)軍停止記錄名字后被送進焚尸爐火葬的囚犯，在這個可怕的地方?jīng)]有留下任何存在過的痕跡。沒有尸體、沒有名字，只有灰燼和編號。這是對人類尊嚴的最大侮辱，很難想象還能有比這更甚的侮辱了。
被刺上號碼后，我們被送進了指定的囚房。我們的囚房與吉卜賽營區(qū)的其他囚房一樣，也是木質結構的，里面有兩排寬寬的、上下三層的長木板床鋪，泥土的地面將這兩排床從中間隔開。一進入囚房，迎接我們的是一個身材魁梧、手持棍子的囚犯。我很快得知，他是囚房的頭。他不停地指著床鋪，用波蘭語和意第緒語喊道：“每層10個人！”那些在他看來行動緩慢的人都會遭到他的拳打腳踢。我和父親在中層找到了鋪位，很快就有其他8個囚犯加入了我們這層。然后我們被勒令頭朝囚房的中間趴著。我不記得他們是否給了我們毯子，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沒有床墊。
雖然那天晚上沒有發(fā)給我們任何食物，但當天夜里發(fā)生的事情很快就讓我把肚子餓的事忘在腦后。有兩三個長得肥頭大耳、手里還拿著手杖和棍棒的囚犯大搖大擺地進了我們囚房。他們胳膊上戴著袖章，標明他們的身份是勞動小組組長。勞動小組的組長也是囚徒，他們與囚房頭一起，不分晝夜地為黨衛(wèi)軍管理著集中營，并對他們的囚友施行恐怖的治理。就在這些組長和我們囚房的頭打完招呼后，他們當中的一個用德文喊道：“斯彼格，你這個王八蛋，從床上下來。我們要和你談談！”斯彼格剛一來到他們面前，就被圍住了。他們用拳頭和棍棒向他的臉、頭、腿、胳膊打過去。他越是求饒和尖叫，組長們打得就越起勁兒。我從組長們的喊聲中得知，斯彼格顯然曾向凱爾采的蓋世太保告發(fā)了他們其中的一個人，而被告發(fā)的那個人在兩年前被送進了奧斯維辛。
斯彼格很快就跪了下來，然后平躺在了地上，乞求著能讓他死去。他渾身上下都是血，完全放棄了自我保護，任憑雨點般密集的棍棒不停地落在他的身上。后來組長們把斯彼格拎起來，連推帶拉地把他從囚房里弄了出去。我們沒有看到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只是后來聽說，組長們把斯彼格拖到了隔離電網(wǎng)那兒，他死在了電網(wǎng)上。我們的囚房也和比克瑙其他的囚房一樣，被發(fā)出嗡嗡響聲的高壓電網(wǎng)包圍著。電網(wǎng)把我們所在的吉卜賽營區(qū)與其兩邊的D營區(qū)和F營區(qū)分隔開。電網(wǎng)兩側，在距其一米遠、離地面大概一米高的地方拉著一根鐵絲，警告囚犯們不要靠近，以免觸電。斯彼格肯定是被扔在電網(wǎng)上或他自己爬到電網(wǎng)上觸電身亡的。我逐漸發(fā)現(xiàn)囚犯們用所謂的“走進電網(wǎng)”的方式自殺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情。
大家很容易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這些組長們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其實他們與斯彼格并沒有什么區(qū)別嗎？斯彼格向蓋世太保告發(fā)了他的猶太同胞，因為他認為這樣可以讓自己活得更久一些，而那些組長們則讓自己成為了黨衛(wèi)軍的代理人，毆打囚友、強迫他們一直工作到精疲力竭，并且還剝奪他們的口糧。組長們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些行為會加速其他囚徒死亡，他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是為了增加自己生存下來的機會。因此，集中營除了是對那些既沒有成為告密者也沒有成為組長的人的道德品格進行考驗的場所外，也是在極端殘酷條件下能否生存下來的實驗場。斯彼格和那個被他告發(fā)的組長都曾是我父母的朋友。在卡托維茲，他們曾和我們住在一起。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我的“叔叔”。我隱約記得那個被斯彼格告發(fā)的組長原來是一名牙科技師或牙醫(yī)；但我一直不知道斯彼格以前從事的職業(yè)是什么。如果他們沒有被送到集中營，他們可能一直都會是斯文的體面人。在人性中，究竟是什么賦予一些人道德的力量，使他們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會犧牲他們的廉恥和尊嚴，而又是什么使另一些人為保住自己的性命變得兇狠殘暴、殺氣騰騰呢？
幸運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