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落筆寫劉吉，實在有點難。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不是一篇千字文所能概括的。
在我們相識以前，劉吉在上海就已小有名氣。1958年從清華大學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內(nèi)燃機研究所當工程師。上世紀70年代末，他參與籌建上海科學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和副所長，開始轉(zhuǎn)向科學學和領(lǐng)導學的理論研究，至今已有《科學學基礎(chǔ)》、《領(lǐng)導科學基礎(chǔ)》和《現(xiàn)代化與中國》等近二十部著作和上百篇文章。改革開放初期，他和科學學所的馮之浚、張念椿以及社科院副院長夏禹龍并稱上海的“四條漢子”，對傳播新思想新觀念起的作用不小。后來劉吉出任市科協(xié)的專職副主席，成為市科技黨委書記陳至立的直屬部下。
1988年2月，劉吉出任分管理論的副部長。盡管我這個研究室主任直接對部長負責，但也要常和劉吉打交道，兩人就慢慢熟悉起來。那時他意氣風發(fā)，很想干一番事業(yè)。我創(chuàng)建的“思想沙龍”后來由劉吉重起爐灶改為理論界“雙月座談會”，在這批中青年學者和新的市委領(lǐng)導人之間架起溝通橋梁。劉吉還給我創(chuàng)辦的《上海理論內(nèi)刊》撐腰打氣，并親自出任主編。此時盡管我們沒有建立私人交情，但在改革進退維谷的時候也算是同一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
1991年夏，我赴美留學，劉吉出任市體改委主任，彼此失去了聯(lián)系。等我在1994年到香港時，他已奉調(diào)進京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打電話給劉吉，他很高興地和我約定時間見面。此時的劉吉可以說是紅極一時，被海外媒體稱為“中南海智囊”。然而，在見面時，他還像以往一樣沒有一點官架子，熱情地和我聊天，平等地討論各種問題。自此之后，我們的來往就密切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北京，到京后都會和劉吉見面聊天。每次交談都很深入，可以說是坦誠相見，彼此都不保留自己的想法。他說起話來充滿激情，說到激動處，往往面紅耳赤，有時還會站起來，用肢體語言強調(diào)自己的觀點。他出國途經(jīng)香港也會約我見面。有一次還讓我約了幾位在港的海歸學者一起吃飯聊天。他們中既有新左派，也有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愿意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用劉吉自己的話來說：“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我一直處在左右夾擊之中。左說我右，右說我左，我想我基本正確?！?/p>
劉吉一直不像官，而更像一名書生。很多人如能親近最高領(lǐng)導人的話，往往會利用這層關(guān)系為自己或親友謀取官位權(quán)力，但劉吉不會。當時他深受領(lǐng)導器重，得以直接就當時改革遇到的實際問題建言獻策，有些想法甚至頗為大膽。有一次，他對我說準備建議開放民選縣級干部，我當時為他捏把汗——是不是太激進了？劉吉的仕途此后原地踏步。盡管有些失落，但他的忠誠始終不渝。在他身上舊傳統(tǒng)和新觀念就這樣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1998年10月，劉吉因年齡關(guān)系從社科院副院長職位上退下來，仍擔任院學術(shù)委員，但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理論研究。
2000年，65歲的劉吉應曾慶紅和黃菊的提議，離開北京，回到上海，擔任中國和歐盟聯(lián)合創(chuàng)建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中方執(zhí)行院長，開始了新的教育生涯。他在這個崗位上，為培養(yǎng)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yè)家和高級管理人才，做得有聲有色。20年過去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世界商學院排名中位居第十，壓倒日本、香港、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這讓人不得不佩服劉吉的見識和才能。
最近幾年，我每次去上海都是行色匆匆，和劉吉漸漸疏于來往，但始終關(guān)注著他的身影。他一直在為改革而思考、研究、寫作，對改革道路上的任何退縮和質(zhì)疑，都會發(fā)出言辭激烈的批評。這使他近年來經(jīng)常受到來自“保守”陣營的批評。但劉吉毫不動搖，仍然堅持回頭路不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