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
1936年秋，北平。向晚時分，火車站燈火熒煌，人潮滾滾。
置身于這雄渾而陌生的五朝古都，殷海光恍然若失。他沿街尋走，隨意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了進去。
在房間剛坐定，門簾被掀起，一個面目姣好的女子立在門外看著他笑，殷海光頓時滿面窘態(tài)。見這個鄉(xiāng)巴佬不像“客人”，女子放下門簾離開了。
17歲的殷海光是到北平求學的。一年前，他讀到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著作《邏輯》。這本奠定金岳霖研究西方現代邏輯學開山祖師地位的著作，以其見解精辟、結構嚴謹、解析細密，讓學界大為贊嘆，也讓殷海光對當時的學術中心北平更加向往。
第二天，殷海光起了個大早，輾轉找到北總布胡同12號，終于見到仰慕已久的金岳霖。
兩人共進早餐，談學問。金岳霖問殷海光讀過什么書，聽說他沒有讀過懷特海和羅素合著的《數學原理》，金立即把書借給他。
以殷海光那時的程度，根本無法讀懂這本皇皇巨著——因為內容艱深，直到今天，國內還沒有《數學原理》的完整中譯本。但殷海光高中就在《東方雜志》發(fā)表了學術論文，并出版長達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年少輕狂的他討論起問題來，滿口“我認為一定……”、“我敢說……”。
眼前這位“個子高大，臉型方正，前庭飽滿，戴眼鏡，白發(fā)梳到后面，酷似一個英國紳士的中年人”，說話口氣則是“如果怎樣，那么怎樣”、“或者……”、“可能……”。殷海光感到，金岳霖的談吐和其著作一樣審慎。
令殷海光驚訝的是，金岳霖的書房里只有羅素、休謨、布萊德雷等人的書，而當時享有大名的學者如張東蓀、郭大力等人的書，卻一本都沒有。金岳霖解釋說：“時下流行的書，多是宣傳，我是不會去看的?！?/p>
如果說金岳霖的慎思審問、不茍時俗，給了殷海光治學方法上的啟迪，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這種品質對殷海光的影響，則逐漸上升到思想生命的層面。
抗戰(zhàn)期間，殷海光追隨金岳霖來到西南聯大。彼時，西南聯大聚集了大批不同傾向和趣味的知識分子，成為各種政治、學術的“主義”爭論活躍的陣地。各黨各派，異說紛紜，殷海光陷入迷茫。
一個寂靜的黃昏，殷海光和金岳霖一起散步。他問老師：“現在種種宣傳鬧得很響，哪一派是真理？”“什么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苯鹪懒卣f。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殷海光仍對老師的教誨感念不已：
事隔二十多年，我經過了許多思想上的風浪以及對這些風浪的反思，我想老師之言我完全了解了。無論內容怎樣不同，休謨、康德和羅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純潔而獨立的。我一直以做這一類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因此，如果我要寫文章，我也極力避免在受左或右的影響甚或支配的刊物上寫?！吨卤R鴻材》1968年7月5日
在殷海光心中，老師也是一位“純潔而獨立”的思想者。
1958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金岳霖
“洗澡”
轉變發(fā)生在1952年。
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的教學思想》，全面檢討自己，并說：“我從前是對不起人民的人，是有罪過的人，從現在起，我要做一個新人?！?/p>
文章點名批評自己的兩個弟子，“反動”的殷海光和“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王浩（此時王浩在哈佛大學從事學術研究）?！拔遗囵B(yǎng)了只做概念游戲，不關心政治，甚至于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原名）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yǎng)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臺灣為蔣匪幫服務?！睂嶋H上，殷海光到臺后，頻頻批評國民黨政府，不見容于“蔣匪幫”，甚至被蔣政府逼離任教多年的臺灣大學。
這篇“懺悔錄”很快流傳到海外。殷海光在報上讀到，思緒起伏不已，黯然神傷。
悲傷之余，殷海光仍設身處地去理解他的老師。當牟宗三在香港《自由人》雜志發(fā)表《一個真正的自由人》，指責金只有“純個人興趣和純技術觀點”，精神無所主，殷海光立即撰文批評他不理解大陸知識分子，只會說風涼話。
胡適難以相信金岳霖的轉變出于真心，他評論道：“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干凈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事實上，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金岳霖并未感到屈辱。相反，他真誠地認為自己有罪，悔改之意堅決而徹底。
1952年2月-3月，金岳霖先后3次在清華文法學院師生大會上做思想檢查，檢討自己對“資產階級舊哲學”的留戀和思想錯誤，態(tài)度誠懇熱情，受到師生歡迎。
馮友蘭多次檢討不過關，組織讓金岳霖去馮家做工作。一進門，金岳霖就說：“芝生啊，你有什么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闭f著說著，就撲上去和馮抱頭痛哭。
1951年發(fā)表的《了解<實踐論>的條件——自我批評之一》中，金岳霖把自己歸為“搞舊哲學的人”。對舊哲學“包袱”，“我們不能有別的打算”，不能“試圖減輕一點或減少一點”，而必須把包袱扔掉?！霸谘h(huán)往復中，我們要不斷地改造。”
正如費孝通所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我們真的覺得思想非變不行，歷史決定我們的。從金岳霖開始，他也覺得非變不行?！薄跋耨T友蘭、金岳霖等人都承認思想非變不行。而且認為是原罪論（sin），這個是歷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保ā顿M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季羨林自傳語），每一次自我檢討，對金岳霖來說都是一次精神凈化。他多次在文章中、在私下跟哲學所同事說，“洗澡”讓他神清氣爽。1958年，他在牛津大學演講時說：“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初有一點痛苦，但習慣了就不覺得痛苦了，甚至有一點令人振奮，因為我們看到我們身上的思想塵垢被清除了?！?/p>
從1954年到1959年，他批判杜威和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批判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還寫《羅素哲學批判》批自己過去的學術偶像。在反右運動中，他把矛頭重新指向自己，撰寫《<論道>一書總批判》和《對舊著<邏輯>一書的自我批判》，推倒了自己過去的全部思想。
1951年，哲學系歡送畢業(yè)同學時師生合影。站排左起：沈有鼎、張岱年、王憲鈞、金岳霖、鄧以蜇、任華、馮友蘭
擁抱新世界
1949年后的金岳霖讓殷海光感到隔膜，他只能一廂情愿地解釋老師的精神突變。牟宗三的“純個人興趣和純技術觀點”的看法，倒點出金岳霖對哲學游戲的沉迷，以及對哲學外的領域的漠然。
金岳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哲學對他的意義——“坦白地講，哲學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游戲”，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牟宗三的看法。“我們可能天真地做哲學游戲”，“政治是人們追求權力的領域，財政和工業(yè)是人們追求財富的領域。愛國主義有時是經濟的問題，慈善事業(yè)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徑”，“但是一個人在骯臟的小閣樓上做游戲，這十足地表達了一顆被拋入生活之流的心靈?！?/p>
表面上，金岳霖對政治漠然，然而，他的“個人興趣”和“技術觀點”之外，并非像牟宗三以為的那樣一片空白。金岳霖的思想生命，比牟宗三所想象的更為詭晦。他的閣樓里有某種“斯巴達”的情懷和“烏托邦”的激情，并蘊藏著沖出閣樓的沖動。
金岳霖少時住在玉皇坪廣場附近，廣場上常有學生結隊做操、唱歌，“十萬軍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魯士?！?/p>
他始終懷念那個朝氣蓬勃的時代，認為那時“湖南人的雄心壯志是了不起的”。16歲那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他馬上剪了辮子。但這也是個被金岳霖稱為“有瓜分恐懼的時代”。1916年，聽說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并且要做皇帝，身在美國的金岳霖，在房東家臨街走廊上大哭一場。
年輕時，金岳霖還有“學萬人敵”的大志。
1914年，他獲得官費赴美留學，五哥建議他學當時流行的簿計學（相當于現在的工商管理）。1917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商學并獲學士學位后，他致信五哥：“簿計者，小技耳，吾長七尺之軀，何必學此雕蟲之策。昔項羽之不學劍，蓋劍乃一人敵，不足學也！”
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在以后的學習中，他逐漸迷上抽象思想，對政治學學理上的興趣，遠大于對政治問題本身的興趣。1921年，金岳霖獲博士學位后，興趣終于從政治學轉向哲學，并系統接觸休謨、羅素等人的思想。
“在1918年到1920年這一段時間之后，我就沒有離開過抽象思想。這一習慣形成之后，我雖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體的事上停留多少時候?！保ā督鹪懒氐幕貞洝罚?/p>
抽象世界，既是他所愛，亦是他所長。他在其中遨游宇宙，穿越時空，而一落到具體層面，他只是個在閣樓做游戲的人?！拔沂窃诔橄蠓矫嫠枷肽軌蛳喈斁毝谌伺c人之間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加上個人研究哲學的習慣，對于當前的現在總難免有點子麻木。”對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關心的時局問題，他有著樸素的愛國情懷和隱微的烏托邦激情。但這種復雜的情感，也因他對政治的失望和不擅長而被壓抑著。
1922年，金岳霖發(fā)表《優(yōu)秀分子與今日社會》，公開表示對政治保持中立和疏離。“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知識分子應“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yè)”，“不發(fā)財”，有“獨立的環(huán)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1926年回國后，金寫信給他的五哥，對政治的悲觀溢于言表，“我不能改變這個社會，也不愿意為這個社會所改變。看來，從政的想法是錯誤的?！?/p>
他甚至對“人類”悲觀：“我也怕人，并且還不大看得起人類這樣的動物。我總覺得世界演變到人類的產生，無論從方向或結果著想，總不能說是十分滿意?！?/p>
于是，金岳霖在“閣樓”里以他擅長的方式實踐自己的烏托邦。他的《論道》一書在抗戰(zhàn)期間完成，這本野心宏大的著作，涵蓋“時”、“空”、“無極”、“太極”等等終極命題，構造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宇宙觀。從《論道》可以看出，一旦進入抽象領域，金岳霖的烏托邦世界就變得異常明晰。
盡管這部著作的寫作方法是完全西式的，金岳霖還是在《論道》中用了許多傳統文化的“概念”。他承認，《論道》的“道”，“我可以另立名目，而另立名目之后，這本書的思想不受影響”，“我這本書有舊瓶裝新酒的毛病?！保ā墩摰?序》）但在這個蔚為大觀的形而上學世界，金岳霖不僅要滿足他那烏托邦式的宇宙想象，還要把自己的愛國情懷澆灌進去。因此，他以“道”來命名這本著作，用“無極”、“太極”、“出入”、“幾”等有中國味的詞作為《論道》的重要術語。
馮友蘭談《論道》時說：“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困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fā)泄。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么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許是對抗戰(zhàn)有利的?！?/p>
到了1949年，一個嶄新的世界出現在金岳霖面前。這個新世界的建立者統一了中國，展現了一幅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美好藍圖；新世界的指導思想，是金岳霖稱贊有“理論的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的斯巴達情懷與烏托邦激情，在新世界結合得如此完美，且第一次從抽象世界落到了地上，讓《論道》在這方面的努力相形見絀。
開國典禮上，聽到毛澤東用自己熟悉的家鄉(xiāng)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金岳霖興奮得幾乎跳起來。他逢人便嘆：“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國人再也不受列強欺負了?！?/p>
他沒有想到的是，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做一個新人”，還是與新世界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有差距。
1969年，這位七十多歲的學者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據學者涂紀亮回憶，在哲學所的批斗會里，師生們都知道他是“正直且要求進步的學者”，發(fā)言者在他的論著中找不到“反動”言論，“只好空空洞洞地給他扣頂大帽子”?！芭c會者也明白這是例行公事，表面文章，跟著喊幾聲批判口號，內心中仍是敬重金老的?！?/p>
1938年5月游昆明西山太華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小孩子是梁再冰和梁從誡
孩子
1980年代末，汪曾祺的散文名篇《金岳霖先生》，讓許多人認識到這位學者的純真：上課生動有趣，深受學生歡迎；待朋友溫和，熟悉的朋友都親切地叫他“老金”；養(yǎng)了一只大斗雞，和斗雞同桌吃飯；喜歡收集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水果送給孩子們，自己再去買。
有學生問他為什么要研究邏輯，回答孩子氣十足：“我覺得它很好玩?！?/p>
1926年，在清華教書的金岳霖和美國女友秦麗蓮（Lilian Taylor）同居。一日，金岳霖打電話給楊步偉，說有緊急事要請她和丈夫趙元任過來?！霸娇煸胶?，事辦好了請你們吃烤鴨?！睏畈絺ナ轻t(yī)生，她腦海里閃過一個念頭，難道是秦麗蓮不慎懷孕，老金要我給她做墮胎手術？她趕緊聲明：“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那邊答：“我想大約不犯法的吧。”
趙元任夫婦當即進城到金家，秦麗蓮來開門，楊步偉還盯著她肚子看。豈料金岳霖一本正經地說：“有一只雞3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請你來動手術給取下來，它現在滿園子亂跑。”楊步偉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原來，金岳霖天天給雞喂魚肝油，吃得太多太油，“胎兒”太大，難產了。楊讓兩人把雞抓著，手一掏，就出來一個葫蘆形狀的蛋。金岳霖見狀，贊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個匾?！笔潞?，金岳霖遵守約定，請趙氏夫婦去烤鴨店大吃一頓。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那風雨如晦的歲月，他的孩子氣也一如既往。他每周必去王府井搜羅大水果，以供觀賞。別人每次走進他客廳，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排列整齊、姿態(tài)奇異的大水果。他保持著斗蟋蟀的愛好，園子里和屋內擺了幾十盆蟋蟀。喜歡跟孩子玩耍的金岳霖，每天經過院子，總有一幫小孩高聲喊他“金爺爺”。
心思純真的金岳霖，一旦皈依新思想，便一往無前。
1960年，金岳霖撰文論證邏輯具有階級性，引發(fā)邏輯學界的激烈爭論。在一次討論中，他甚至來了火氣，對反對其觀點的弟子周禮全上綱上線，說周反對“推論有階級性”是“立場問題”。直到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形式邏輯只管形式，不管內容，才為爭論畫上句號。
在“文革”期間的一次會上，金岳霖又提起那場爭論：“毛主席批評后理應很好地檢討自己，可我卻不……”在場的人暗自替金岳霖捏把汗，唯恐他會說出“大逆不道”的話?！澳阏f怎么著，我竟然還鬧情緒！”聽到“鬧情緒”3個字，大家松一口氣，金岳霖那股認真勁，反倒“大事化小”了。
在很多人看來，金岳霖的較真顯得有些可笑，但在學者王曉漁的心目中，“金岳霖先生是一個‘頑童哲學家’，不管在別人的回憶文章還是他自己的回憶錄里，他都是一個‘天真漢’的形象?！?/p>
本性
1973年春，北京。在旅館里，陳平景撥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組的電話，詢問金岳霖的地址。10分鐘后，他雇車直駛干面胡同。
門敲開了。
“你是？”
“我是殷福生先生的學生姓陳，從美國來的?！?/p>
“哦！請坐……殷福生，他現在在哪里？”
“他在1969年9月16日病故了。在臺灣?！?/p>
“殷福生他病故了？”金岳霖神情驚愕，“殷福生……他什么病??？怎么死的？唉??！怎么死的……”
“他在67年發(fā)現有胃癌，在臺北開刀，癌細胞已擴散了，但恢復得很好，以為可以到哈佛去，沒想到……”陳平景一時情緒激動。他繼續(xù)說：“這里有他寫的一部書，他生前要我設法給您送來的，叫《中國文化的展望》。”
金岳霖急忙翻開書，陳平景在一邊說：“金先生，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金岳霖嚴肅地打斷他：“這個不重要！”繼續(xù)急切地翻閱目錄。
一刻鐘后，金岳霖放下書，眼眶濕潤。
這位78歲的老學者，開始滔滔不絕地對陳平景聊起與學生殷海光的往事。
政治的分歧沒有消減這對師生的情誼。也許，歷史的狂瀾可以改變很多人的思想，卻很難洗刷掉人的性情。
（參考文獻：金岳霖《金岳霖學術論文選》、《論道》，劉培育主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金岳霖學術思想研究》，王中江、安繼民《金岳霖學術思想評傳》，陳鼓應等《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后的話語》，張斌峰編《殷海光文集》，楊步偉《雜記趙家》，陳遠《此般師生此般情——金岳霖與殷海光》，朱學勤、陳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楊奎松《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潘光旦》，謝泳《金岳霖的理想和無奈》，陳平景《陳平景致李敖》，季羨林《1949年后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