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傳媒界工作的十多年間，結識了許多臺灣媒體朋友。有些是曾經服務于同一機構的同事，有些是赴臺采訪時認識的同行，有些是交換新聞來源的合作伙伴。2007年，和妻子一起去臺北旅游，在春秋烏來溫泉酒店偶遇《中國時報》的一位朋友。他和我熱情握手，責怪我來臺也不事先打個招呼。分手時執(zhí)意要請我次日在臺北的一家餐廳共進午餐，并說會幫我邀約媒體的老朋友。第二天中午，我如約到了餐廳，老朋友們陸續(xù)前來，包括德高望重的中時老社長黃肇松和總編輯陳國祥。此時我脫離傳媒界已多年，香港同行也大多把我淡忘了，想不到臺灣同行還如此看重以往的情誼。我妻子在一旁也被臺灣濃濃的人情味感動了，后來甚至想跟我搬去臺灣定居。
那天的客人中有報人杜念中先生。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其實，大家都知道念中最討厭參加飯局應酬，況且他當時確實是這些人中間最忙的一個。因此，我內心是十分感動的。
念中可以算是我結識的第一位臺灣媒體朋友。我第一次訪臺時，老友張欣把念中介紹給我。他到酒店來找我，第一印象就是氣宇軒昂、風度翩翩。后來才聽說，陳文茜曾說她會倒追的男人要有像杜念中的風度?？梢娢业牡谝挥∠笫遣诲e的。那天念中接我出去吃飯聊天，言談中才知道我倆的經歷很像，他也是學歷史出身的。自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他就去英國讀歷史學碩士，再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念博士。此時《中國時報》成立紐約分社，在當地招募編輯，念中為了學費就抱著打工心態(tài)進入中時兼職，從此走進新聞行業(yè)。他是有名的才子，26歲就翻譯《不確定的年代》這本經濟史名著；寫得一手漂亮的時評，是臺灣傳媒界少見的國際問題專家。1993年，他被老板召回臺灣，放棄未完成的學業(yè)，出任《中時周刊》總編輯和中時電子報總編輯、中時負責國際新聞的副總編。惺惺相惜，我們就此成了好朋友。只要我去臺灣，或者他來香港，再忙我們也會約在一起聊天。
2002年底，我去臺北，念中到酒店來看我。言談間說起香港一家報紙要開辦要開臺灣版，問我有沒有可能做得起來。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肯定能做起來。他問何以見得，我舉了兩條理由：文人辦報的時代已經過去，臺灣兩大報猶抱琵琶半遮面，想學商人辦報，又放不下文人架子，香港人則是赤裸裸的商人辦報，此其一；臺灣大小報刊政治味太濃，一年到頭都是選舉新聞，讀者已經看膩了，香港人辦報走的是新聞娛樂化路線，讀者嘴上不認同，心里還是想換換口味的，此其二。中時的創(chuàng)始人余紀忠先生在世時很器重念中，是把他當總編輯來培養(yǎng)的。但余先生的兒子接班后不喜歡他，讓他掛個副社長的閑職。因此為中時效力十多年的念中心灰意冷，已有去意，只是尚未下定決心。后來念中說，我當時的此番話對他下定決心另謀高就影響頗大。
除了杜念中，我最熟的臺灣媒體朋友要算奚圣林和謝忠良了。我在《明報》工作時，圣林在傳訊電視新聞頻道做脫口秀節(jié)目主持人，忠良是《亞洲周刊》資深記者，大家都在同一棟樓上班。我常被拉去做奚圣林節(jié)目的佳賓，一來一往就熟稔起來。他是標準的美男子，身材高大，既有軍人的矯健，又有文人的儒雅。從臺灣政大新聞系畢業(yè)后一直在華視做當家主播，不知迷倒過多少女粉絲。半夜下班后，我們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謝忠良來香港工作后也加入了我們的“酒黨”。忠良畢業(yè)于臺大哲學系，又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讀完新聞學碩士。我們初識時，他不過三十出頭，頭發(fā)卻已白了大半。他從美國讀完書回來就開始當記者。在香港待了一年就回臺灣，在不同的媒體掛過不同的頭銜，其實一直是個不受拘束的自由撰稿人。臺灣媒體每每爆出猛料，記者都是謝忠良，矛頭都直指當權者。多年來，忠良得罪的權貴和利益集團不勝枚舉，其中包括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3位“總統(tǒng)”。他幾乎每年都要上法庭，都被幾樁官司纏身，被臺灣情治部門監(jiān)視和警告。他生活儉樸，至今還是單身，開的是二手舊車，喜歡運動、喜歡旅游，人脈非常深廣，但軟硬都不屈服。臺灣傳媒界都說忠良是“臺灣社會的良心”。以前只要去臺北，圣林、忠良和我必會聚在一起喝到一醉方休。這些年老了，不想出門，又戒了酒。只能常?；貞洰斈暝谝黄鸬臍g樂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