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了許倬云的大名。因為在美國只要是攻讀中國史博士學位的，他的《漢代農(nóng)業(yè)》都被列為必讀書。我喜歡這部書，于是找到許先生的好幾部著作來讀，被他的淵博知識所深深折服，最受啟發(fā)的是他嫻熟地運用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治史。那時候，只知道許綽云是匹茲堡大學歷史學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來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學跟從金耀基教授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有一次提起許綽云，耀基師說和他很熟，并說他每年都會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
過了幾個星期，許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聞訊后就請耀基師的秘書幫我約了時間去拜訪他。在許先生的辦公室里初次見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談，沒有一點大師架子。許先生著作等身，除了專攻中國文化史、社會經(jīng)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之外，研究領(lǐng)域還涉及社會學、考古學、科技史、臺灣史和中外歷史比較等。他還對現(xiàn)實政治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撰寫了大量政論，結(jié)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種，在臺灣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好奇地問他何以有如此淵博的知識和廣泛的學術(shù)興趣。許先生就和我談起自己的求學經(jīng)歷。
無錫許家是江南世代的書香門第，其父藏書豐富、興趣廣泛。許先生幼年患小兒麻痹癥而不良于行，就在家里雜讀群書?？箲?zhàn)后，他在故鄉(xiāng)的輔仁中學讀書，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飽學之士。1948年底，他跟隨父母到臺灣，考取臺灣大學外語系，第二年轉(zhuǎn)入歷史系，本科畢業(yè)后又讀研究生。當年的臺大是大師云集，使學生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許綽云受校長傅斯年器重，跟李濟學考古，跟李宗侗學古代史，跟董作賓學甲骨文，向嚴耕望、錢穆、沈剛伯等問學。許先生說：“那時臺灣的研究生教育跟內(nèi)地不一樣，不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而是由一個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shù)委員會共同指導。這樣就給我一個相當大的刺激，因為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里各講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p>
后來他又到芝加哥大學去深造。這所世界頂尖的學府不在意你讀什么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shè)計。在那里，許先生選課的范圍包括經(jīng)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選讀宗教學的只有他，老師照樣認真上課。他住院開刀，教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帶著書到病床前去教，一邊講，一邊討論。聽到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討論現(xiàn)在的中國大學出不了大師，但不是先應該問中國大學有沒有這樣的教師嗎？
許先生說，他選修了那么多似乎和歷史學不相干的學科，“但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p>
許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yè)后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1970年起擔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其間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杜克大學等校的講座教授，著有專著十余種，論文百余篇。近年來，又經(jīng)常在中國大陸講學，被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授予名譽教授。他是海峽兩岸和國際史學界公認的耆宿。聽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師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次見面聊天，許先生就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是我研究歷史的“一日師”。我去學校上課之余，經(jīng)常會去他那里拜訪，聆聽他的教誨。有一次，《明報》編務總裁高信疆聽我說起許綽云在香港，就說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guī)退s一起吃飯聊天。參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許先生夫婦外，還有耀基師夫婦和哲學家勞思光。我在他們中間算是小字輩了。很多年過去了，當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記了，但大師的風采則歷歷在目。
上一次見到許先生已經(jīng)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臺北，聽說他也在，就打電話約了時間去看望。言談之中，他知道我跟隨南懷瑾先生在學佛，就說懷師早年在臺灣時，自己曾跟隨殷海光去拜訪過兩次，因他的學問路子和南不合而沒有再去，但殷老師對他則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他把這段經(jīng)歷寫進《許倬云談話錄》里，稱南懷瑾是奇人，有吸引力。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博士聊天。他說，殷門弟子對這一說法大不以為然。我說，十多年前就聽許先生說過，事后特地向懷師求證。老人家還興致勃勃地回憶當年殷海光跟他學打坐的情景。這也算為我尊敬的許先生辯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