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
生于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主編過《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zhèn)鳌贰吨斓聜鳌?。著有《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等。
1991年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胡繩與金沖及，攝于玉泉山
北京，胡同里的前毛家灣1號，曾為林彪故居。如今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在地。
經過原林彪和林立果的房間，走道盡頭出現(xiàn)了一間兩面環(huán)書的老式書房：歷史學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的辦公室。
84歲的金沖及紅光滿面，和來訪者一一握手。
24年前，在距離此地20公里的玉泉山，他參與編寫了胡繩和胡喬木主導的“官修”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胡喬木評價這本書“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不是某種‘宣傳品’”。
“‘文革’已經把黨史狹隘化或極端功利化，變成路線斗爭的歷史，不僅帶來黨史敘述的混亂，更重要的是帶來政治活動的混亂。80年代撥亂反正時，發(fā)現(xiàn)黨史上的問題太多了。86年高校黨史課就停了。（但）《七十年》對中國問題的反思相當深刻，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那段敘述?！敝醒朦h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給出了極高的評語。
為何在那樣一個時刻，會出爐這樣一本“出新”之作？胡繩和胡喬木在寫作過程中如何指導、討論，對于一些歷史問題和人物怎樣評點？金沖及整理出了“二胡”當年的談話記錄，結為《一本書的歷史》出版了?！暗搅诉@個年齡，留給自己的時間有限，與其自己寫一本書，不如寫他們怎么思考的，對后人更有用?！苯饹_及說。
在《七十年》出版的前后，他分別主持編寫過《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兩套傳記因為使用大量從未公開過的檔案而受矚目，周傳還獲得了鄧穎超的肯定。
采訪時金沖及數(shù)次提到高文謙。這位昔日同事1993年赴美，帶走他寫的周傳“文革”部分的初稿。10年后，高文謙所著的《晚年周恩來》在境外出版，金沖及認為“史實沒有編造，但兩段史實之間全是他的個人推想，卻讓讀者誤以為是史實”。這成為他后來著史不能忘懷的“反面教材”。
他這輩子受胡繩、龔育之等老輩黨史學者、理論家耳提面命，濡染至深，又堅稱自己并非保守之人。他自豪于單位擁有的資料占有條件和文獻開放的尺度：“從中央文獻研究室公布出去的（黨史）檔案，大概比哪個單位都多?！蓖瑫r反對史學研究中過分地追求“翻案”和“標新立異”。
“現(xiàn)在也沒什么官職了。希望你們聽了我的回答，不要覺得我是個太官僚的人哈?！辈稍L最后，他笑著說。
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江西廬山住地 ，1961年 圖呂厚民
現(xiàn)在沒有“二胡”這樣的理論工作者
人物周刊：胡喬木說，這本書要出新，至少五分之一篇幅要帶議論。你覺得這是個很高的要求嗎？
金沖及：這本書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他們總是強調，要有一條貫穿全書的脈絡線索，要有“一口氣”。喬木同志說過，寫一本黨史要把它當成一篇長論文，當作是黨史工作者在跟別人講黨的歷史。他說我們現(xiàn)在很多書，章、節(jié)、段，是一個方塊加一個方塊，就把文章做死了。
第二，胡繩說過，這本書40萬字，要寫（中國共產黨）70年的事情，要告訴人家，要解決什么問題？該詳細的地方詳細，不惜筆墨；哪些大家都了解的，三言兩語就交待過去好了。他引用過《木蘭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喬木說過，有些材料，能讓人身臨其境的，就要展開。比如大革命是一段悲壯的歷史，就要用悲壯的文字。傷心的歷史，要讓人看到有傷心之處。關鍵的地方要有特寫鏡頭。
第三，夾敘夾議這個問題，他（胡喬木）后來也說，有時候，議論就在敘述中間。不要像法官寫判決詞，你已經都替讀者思考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離開事實去發(fā)很多議論。
最后通過的討論會上，胡喬木講，希望以后也能用這樣的寫法來寫。
人物周刊：那《七十年》這本里究竟哪些地方該粗，哪些地方宜精，你們的裁量權怎樣，編寫者的個人色彩和黨史的客觀評價，如何統(tǒng)一協(xié)調？胡繩多次召開討論會，有很多個人意見，會不會說這個書，胡繩的個人色彩很強？
金沖及：史實很清楚的，沒有什么問題。但碰到某些，比如說，（寫到）第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析了（一些歷史問題的）階級根源，（是因為）中國是小資產階級國家。胡繩匯報了這個問題，為什么？這么講是有問題的，意味著“無產階級就不會犯錯誤”。但事實上，無產階級如果對形勢判斷錯誤，照樣也會犯錯的。這樣的論述和中央發(fā)表的重要文件《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不一致的。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胡繩非常厲害。講到建國初，書的原稿說“雖然新中國成立了，但是還存在很多困難”。胡繩說，這樣講，太一般了。（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但是新中國仍然有一個是不是能站得住腳的問題?！彼@條非常厲害。
他講了4個方面：第一個，軍隊。建國初期華南和西南都還是國民黨的。特別是土匪，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第二是經濟；第三是外交，美國敵視，蘇聯(lián)對你還不放心。周圍，印度、緬甸對你害怕；第四，你變成執(zhí)政黨了，（怎么治國？）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建立了你也站不住腳。我以前從沒這么想過，胡繩這么一講，感到確實是這樣。
我來這里搞的第一本書是《周恩來傳》。一上來碰到一個問題：周恩來的缺點和失誤寫不寫？那個時候，“文革”剛結束，許多老同志說，我們有什么資格來批評總理？但有的事是事實，為什么不能寫？
比如說中共中央七十號通告是周恩來起草的（注：1929年冬的通告，提出黨應組織工人罷工和地方暴動），革命博物館有位老研究員打電話給我，說這個通告以前都是作為立三路線來批的，不可能是周總理起草的。我說，手稿在那里啊。沒什么好討論的。
李立三講“直接革命的形勢已經到來”，周恩來起草的通告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將要到來”。李立三那個時候要“飲馬長江，會師武漢”，周恩來寫的是“我們要準備進攻大城市”。七十號通告是“左”，但周恩來和李立三還是不一樣。我覺得這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你不說，反而不利。
不光晚年，大革命時期也有啊。比如說顧順章（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共地下情報人員，1931年被捕后投降國民政府）叛變，他的家屬分散在中央幾個主要機關，這些人都做了“斷然處理”，這是事實。過去說宋襄公婦人之仁，但那個時候你不下這個決心，黨中央全軍覆沒。
人物周刊：你說胡喬木也希望后來能延續(xù)《七十年》這種做法和風格，那為什么后來花費16年寫作修改的黨史第二卷，學術界有意見認為比不上第一卷？你覺得是這樣嗎，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金沖及：第一卷我經歷了，由胡繩同志主持，上面是喬木管的。大革命這部分讓我修改。《七十年》這一本實際上是他們倆把著的。后面的第二卷，等到完成的時候，喬木和胡繩都去世了。
講到工作態(tài)度，胡繩搞這本書的時候，到北戴河，晚上起來夢游、耳鳴。喬木1990年發(fā)現(xiàn)癌癥，1992年去世。那時經常暈，惡心。但送給他3章看，20萬字，5天，不但看完，還詳細地改了。這個我真的很感動。
胡繩也強調要準確。比如寫抗日戰(zhàn)爭剛開始，《七十年》的原稿里寫“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滿懷信心”（大意），他說，別寫那么滿，中國那么大，很多地方的人連日本人打進來還不知道呢。而且大多數(shù)的人說要反抗日本人，但能不能打贏，對國民黨又不抱什么希望。一般人是這種心情。你要說得那么高，那共產黨的工作就太容易了。
人物周刊：“二胡”這樣的拍板者、主持者的條件，后來基本上不可再現(xiàn)了？
金沖及：是?，F(xiàn)在很難找到能代替他們的。一個他們親歷了許多關鍵時刻，他們常在領導人身邊。另外他們的理論水平、知識面，胡繩講胡喬木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我看胡繩也是。無論是經濟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他都能講出你沒想到的道理來。
1991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編寫組部分成員，左起龔育之、金沖及、胡繩、鄭惠，攝于玉泉山
黨史是科學
人物周刊：聽說1991年出完第一卷，有參與編寫的學者痛哭，既為“文革”耽誤的10年，也為修史的多年辛勞。
金沖及：文化大革命我被審查了5年，說我參加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學運小組”?！拔母铩遍_始，他們說找我“外調”。到了那兒，一部汽車停在那里，跳出幾個人，把我拉去關了整整一年。押送回來的時候，又審查了4年。審查的味道，你們不容易感受到呵。到干校，3年不許回家。不能隨便跟人講話。有次喝水，杯子碰了人家一下，第二天大字報就出來了，“階級斗爭新動向：有人竟然跟審查對象碰杯！”
5年，沒有結論，到底是不是特務，黨的生活也沒有恢復。搞文物的王冶秋聽說我學歷史的，問人家，聽說我沒什么問題，下調令我就來文物出版社了。我也沒有為過去的5年懊喪，一心就想怎么把工作干好。
人物周刊：做了大半輩子黨史，你認為黨史是政治理論還是一門科學？
金沖及：當然是一門科學。你要有論點，你拿證據來。有一次路甬祥做報告，說科學為什么發(fā)展，一個是社會需要，第二個是人的好奇心。這個我以前沒聽過。確實，我們自己也想弄清楚，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寫過一篇小文章《從寫翻案文章談起》。有的人，一下感到有和別人不同的看法，就成了固定的成見。以后的一切材料都是為了符合這個“翻案”，事實上背后留下個大窟窿，一點就破，整個都站不住了。
我和中宣部的人說過，宣傳和研究，有聯(lián)系有差別。宣傳，是為了把已經為人知道的東西讓更多人知道；研究，是要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
人物周刊：在這本書出來之前，有些問題是屬于黨史研究的敏感問題和有重大爭議的問題，比如土地改革、延安整風、抗日戰(zhàn)爭的正面戰(zhàn)場、文革的評價等等，而從《七十年》出版后，這方面有變化嗎？
金沖及：這個之前，已經陸陸續(xù)續(xù)放開了。你讀《毛選》的話，對正面戰(zhàn)場也有肯定的。我跟臺灣的學者講，我是國民黨教育長大的。1947年讀的大學，解放前讀了兩年。這一類問題，我一直覺得沒什么不可以講的。當然以前是講得少點。
一些學者用功，但掌握史料少
人物周刊：北大梁柱教授與歷史學者楊天石教授，最近就楊教授寫的蔣介石有過爭論。你怎么看？還有你主編過《毛澤東傳》，怎么看高華教授的《紅太陽》將延安整風歸結為黨內高層權力斗爭？
金沖及：（笑）要說他們，還有第三個人，寫《晚年周恩來》的高文謙，他出國前就坐在你們現(xiàn)在坐的沙發(fā)上，我們聊了一個下午。
我沒看完《紅太陽》，但我聽說了這個書。有一次我和高華在山西聊了半天。我差不多比他長一輩。他父親是廈大地下黨，我是復旦地下黨，他父親被打成右派，這個對人看問題確實會有影響。
延安整風，說實在，他看的材料太少。延安整風核心的會議記錄，我是系統(tǒng)地看過的。他這些都看不到，只能拿公開發(fā)表過的材料來說。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他比較隔膜，靠猜。延安整風當然有些問題，特別是“搶救運動”。后來毛澤東也說，我一直向你們敬禮，（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但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系統(tǒng)的政治局的記錄我都看過，他根本不知道這些會是怎么開的。照我看，這些會上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反對主觀主義。
我和高華說過，我和他父親一輩，他吃苦頭我也吃苦頭。吃過那么多苦頭，我還是想把我們國家搞好……我是很溫和，不極端的人?，F(xiàn)在很多人盡講國民黨好的，盡說共產黨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實。他還是太年輕，沒有經歷過。包括楊天石，也還是年輕了一點。他比我小6歲，照理說小得不多，但……至少對這個社會，我比他看得多。
人物周刊：楊奎松對你寫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給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提到了關于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判。比如關于蔣介石，“金書就只講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以后如何不抵抗，對蔣隨后在錦州、熱河、長城抗戰(zhàn)問題如何主張抵抗，調兵遣將，如何與張學良發(fā)生爭執(zhí)，卻未置一詞。”
金沖及：你注意到沒有，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有一句“當時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抗戰(zhàn)也作出了很大貢獻”。當時我寫的是“蔣介石也是對抗戰(zhàn)作出了很大貢獻”，后來胡繩把蔣介石改成了“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在1991年，敢這樣講的，還是不多吧。
人物周刊：那《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這本當中的“回避”？
金沖及：這個……我沒有太用心。我不會對蔣全都抹殺，但蔣介石不抵抗，是有這個思想。但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我是嚴格區(qū)分的。蔣介石還是有民族主義。《史綱》里，我也講了他在臺灣有兩條可取之處：一條是他還是搞民族主義，對美國不是什么都聽；一條是他反對臺獨。
經濟建設不能搞群眾運動
人物周刊：胡繩在《七十年》出版后講，“書里有點沒講清楚，毛主席在解放后哪些問題做對了，后來為什么一步步走錯了”。胡繩是之前沒意識到嗎？你自己又怎么看毛澤東后來的過失？
金沖及：胡繩后來也想回答這個，他后面寫了，“因為他（毛澤東）基本是從群眾的革命戰(zhàn)爭過來的，他把這個經驗永久化了，用這個辦法對待建設工作就搞壞了?！?/p>
胡繩這個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毛澤東后來的錯誤，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也好，都跟這個有關。要把群眾發(fā)動起來，大搞群眾運動。但是經濟建設根本不能，非搞亂不可。（為什么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確實覺得社會有黑暗面。我看到原件，當時農機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信，說他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發(fā)現(xiàn)許多干部無法無天。薄一波把這封信送給毛，薄一波寫：我看這是我們多年來不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就在后面批了：“同意一波同志意見?！彼嫌X得，恐怕靠不住，將來還要變。他把問題看得特別嚴重。所以他跟胡志明說，趁我還有一口氣。
要整一整，那么多干部，哪個好哪個壞，我（毛澤東）哪里都認得？最好的辦法，群眾最清楚了，把群眾充分發(fā)動起來。這是他這一生成功的經驗。但經濟建設，完全要另一套辦法，不能這么做。
人物周刊：在你主編的《毛澤東傳》里，林彪死后毛澤東的心態(tài)這一段，以前也沒看到過，很有現(xiàn)場感。這些材料的來源是哪里？
金沖及：我把他的病歷，包括他的手記，手抖得厲害寫的，我都印了。為什么呢？讓人了解，很多東西是他老了以后（寫的），這個，還有他的病，對他的決策有影響。
人物周刊：蕭延中教授撰文提到，你主編的《毛澤東傳》里引述了一段現(xiàn)在廣為人知的毛澤東晚年的自我評價：“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我很好奇，這么重要的一段話，為什么沒有具體出處呢？
金沖及：我是聽張玉鳳（毛澤東晚年的機要秘書）和吳旭君（毛澤東晚年的保健護士長）講過。她們不是在同一個時候聽的。這個不是一般的傳聞。在注釋里沒寫，是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