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王小強已有二十多年了。19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工作，他在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任副所長。那時候的小強已是名人了。他是農(nóng)村發(fā)展組的發(fā)起人之一。1979年底，在《未定稿》上發(fā)表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批判》振聾發(fā)聵。這位25歲的年輕人指出：“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基礎上產(chǎn)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
即使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也無人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名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次朋友聚會的場合見到小強，算是認識了，但沒有深談。
我在1994年到香港工作。有一次，周其仁來港，邀我參加他們九號院老同事的聚餐。飯桌上和小強重逢，才知道他也在此地工作，是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員。80年代末，小強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做訪問學者。后來留下來，在匹茲堡大學讀研究生。兩年后又去了英國，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要求不上課，直接進入寫論文的階段。學術委員會討論后認為，根據(jù)王小強在中國的經(jīng)歷和研究成果，可以特殊對待，上課﹑考試全部免除。他在寫博士論文時，又給學術委員會寫了一封長信，要求不按一般博士論文的規(guī)格，而是按自己想法總結以往的改革思路，結果又被接納。他的博士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直接挑戰(zhàn)兩位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科爾奈和薩克斯。這是何等的氣魄！但小強沒有像一般留學生那樣，到歐美的大學里謀個教職就洋洋得意，而是決意以所學來報效祖國。
1996年以后，和小強的接觸慢慢多了起來，因為周末常在南懷瑾先生的寓所見面。1998年末，在懷師的支持下，他和鄧英淘組成“水資源調(diào)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設想引雅魯藏布江水，開發(fā)西部地區(qū)。他們餐風露宿、馬不停蹄地進行實地考察和密集采訪寫作，足跡踏遍藏東、甘肅、寧夏、赤峰、三峽、陜北、新疆、貴州、青海等地。第二年4月底，他們將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再造中國》一書出版。懷師囑我寫一篇書評。我邊讀邊為他倆的精神深深感動。他們既有心懷天下的志向，又腳踏實地、堅韌不拔地努力。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真不多見了。
踏入新世紀后，因為懷師移居太湖之濱，和小強見面的機會也就不多了。然而，我還是經(jīng)常能讀到他的論著。面對社會的劇變和學界的浮躁，他獨樹一幟，仍守著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小強不反對當前的改革，他自己就是80年代改革的先行者，但反對迷失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
他曾說過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當前我們應該卷旗不投降?！边@面旗指的當然是社會主義的旗幟。為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小強在擔任中信泰富經(jīng)濟研究部總經(jīng)理之余，還創(chuàng)辦了“大風出版社”、“大風網(wǎng)站”和內(nèi)部刊物《香港傳真》。尤其是《香港傳真》，創(chuàng)辦14年來，每期都寄給國內(nèi)500名部級以上高層官員，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在各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頗受中南海重視。
只要看看近年來小強一系列論著的題目，如《超越私有制邏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就不難了解他的觀點。他的筆下流露出越來越憤激的情緒，有人背地里叫他“老憤青”。但他和那種一味宣泄個人極端情緒的“憤青”截然不同。那是一種對社會不合理現(xiàn)象的憤激，一種憂國憂民的憤激。盡管我對小強的很多觀點不能贊同，但我尊敬他，尊敬他的人格，尊敬他的理想主義和一以貫之的理論堅持。
小強看上去有點孤傲，不茍言笑，不喜歡寒暄，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實際上卻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漢子。他和鄧英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英淘是鄧力群的兒子，但沒有像許多高干子弟一樣去做官經(jīng)商，從1970年代末以來就一直腳踏實地，從事著經(jīng)濟研究。2009年，鄧英淘胃大出血，發(fā)現(xiàn)已是癌癥晚期，做了切除手術。在此期間，小強一邊關心著英淘的健康，一邊幫助摯友完成最后的研究工作。記得2012年初，我在太湖遇到小強，他請求懷師為英淘最后的著作寫序，說英淘這次看來是撐不過去了。此時，小強的眼眶里噙著淚花。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流淚，此情此景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