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尼治時間4月8日清晨，由于長期身患多種疾病，前英國首相、 “鐵娘子”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去世，享年87歲。
恐怕沒有任何一位當代英國女性，能像撒切爾夫人那樣，集萬千愛恨、是非、榮耀和恥辱于一身：
2002年，BBC投票選舉“百名最偉大的英國人”，撒切爾夫人在總排名中列第16，在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軍政名人中列第7，在當時健在的英國人中更高居第1。與之相比，開創(chuàng)“日不落帝國”盛世的維多利亞女王屈居第18，現(xiàn)任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更排到第24位。
但僅隔一年，channel4電視臺評選“最令人痛恨的100名英國人”，她卻又高居第2。她的母校牛津大學有個傳統(tǒng)，給每個榮任首相而又退休的校友授予榮譽學位，惟獨撒切爾夫人一無所獲。去年，敘利亞富翁瓦菲克·賽德出巨資向牛津大學捐贈教學樓，希望命名為“撒切爾樓”，竟遭到半數(shù)牛津人的反對。
2013年剛過去1/3，卻儼然是個多事的年份，對英國而言同樣如此：不到一個月前，“英屬福克蘭群島”（即阿根廷所稱的馬爾維納斯群島），剛剛舉行了一次一邊倒的歸屬公投，讓人們再次回想起1982年那場持續(xù)一個半月、導致數(shù)百人死亡的“英帝國最后一戰(zhàn)”；塞浦路斯突如其來的儲蓄危機，再度喚醒人們對歐債危機的擔憂，和對英國金融前景、英國與歐元區(qū)關系的種種糾葛；香港“奶粉限購”等事件引發(fā)的各種話題，又令不同立場的中國人和英國人，重提塵封已久的香港回歸話題。
這幾個話題，是中國人最關注的“涉英”話題，而這些又偏偏無一例外，和撒切爾這個名字密不可分。
1979年5月4日，首次當選首相的撒切爾夫人（中）和丈夫丹尼斯（左二）抵達倫敦唐寧街10號
馬島之戰(zhàn)：國人所欲而不敢為
許多人都對英國人的自豪感印象深刻。漫長的海上霸主地位、工業(yè)革命的先驅、 “日不落帝國”的光輝，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英國人，不要忘記一個“老大帝國”昔日的尊嚴。
這樣一個民族，當然不愿喪失任何一塊“光輝的碎片”。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印巴分治時哀嘆“英國喪失了王冠上最璀璨的鉆石”，才會在把孤懸海外的迭戈加西亞島租借給美國時，寧可免掉租金，也要象征性地保持宗主權。
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們當然絕不肯放棄自1592年便宣稱由自己首先發(fā)現(xiàn)、自1833年1月2日便不間斷占領并統(tǒng)治的“?？颂m群島”。從這個意義上講，當1982年4月22日，阿根廷加爾鐵里軍政府發(fā)動突然襲擊，一舉占領馬島時，英國公眾的內心情緒可謂“一邊倒”。他們希望英國皇家海軍拿出昔日的赫赫威勢，狠狠教訓不知深淺的阿根廷人，奪回“理應屬于英國”的“失地”。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任何一個能帶領英國軍隊打敗阿根廷的領導人。
問題在于，1982年的英國?？哲?，已不是當年威震四海的那支勁旅了：由于戰(zhàn)后國力衰退，加上幾屆工黨內閣“自廢武功”，曾是航空工業(yè)先驅的英國，已無力單獨研發(fā)、生產(chǎn)最先進的戰(zhàn)機；曾經(jīng)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皇家海軍，最后一艘正規(guī)航母“皇家方舟”號“英年早逝”，在開戰(zhàn)前不久被大卸八塊，成了一堆廢鐵，只剩幾艘垂直起降的小型航母，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衛(wèi)艦也一再削減；當時最先進的一線裝備——42型驅逐艦竟有幾艘賣給了阿根廷海軍；甚至，如果阿根廷人晚動手半年，英國僅剩的幾艘大型登陸艦，也很可能掛上敵人的海軍旗。
馬島和英國本土相距1.3萬公里，和阿根廷本土卻只相距500公里。殖民體系早已瓦解的英國，已無法再如以往那樣，憑借無所不在的殖民地從容調兵遣將，離前線最近的落腳點——阿森松島，距馬島也有5600公里之遙。阿根廷雖與鄰國不睦，但在“泛拉美主義”情緒的影響下，除了智利，英國在馬島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什么拉美同情者。就連最可靠的朋友——美國也一度態(tài)度曖昧，因為阿根廷和英國在當時都是美國的盟友。
可以說，對于英國人而言，馬島之戰(zhàn)是誰都想打、誰都不敢打的一仗。想打，是因為“帝國尊嚴”；不敢打，是因為沒有把握。然而，撒切爾夫人不但打了，而且打贏了。
在阿根廷奪島后，她立即作出強硬反應，組建戰(zhàn)時內閣，啟動戰(zhàn)爭動員機制，孤注一擲地將有限的海軍兵力組成特混艦隊，發(fā)起了萬里遠征。當美國一度態(tài)度猶豫曖昧時，一貫奉行親美路線的撒切爾卻毫不妥協(xié)，最終迫使美國明確站到英國一邊。她還用同樣的堅定態(tài)度爭取到西歐各國的支持。
在她的有效調度下，短短幾天內，郵輪、貨船就被改裝成運兵船、飛機運輸艦。兵力捉襟見肘的英國皇家海軍很快組織起一支精悍的遠征力量，在阿根廷人尚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打響了戰(zhàn)爭。曾試圖在英阿間調停的美國，最終不但向阿根廷發(fā)出警告，還為英國人提供了諸多軍事方便。曾向阿根廷供應“飛魚”導彈的法國，供應坦克和潛艇的西德，都向英國提供了出口阿根廷武器的參數(shù)。前者還在英國特混艦隊經(jīng)過法國沿海時，派出和阿根廷空軍裝備相似的戰(zhàn)機，和英軍進行協(xié)同軍演。
戰(zhàn)爭的勝負不僅在于千里之外的戰(zhàn)場，更在于帷幄之中的妙算。并非行伍出身、又是英國有史以來首位女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在政治、外交博弈和軍事決心等方面處處果斷，步步占先，為英國在天時、地利和先機均已喪失的情況下打贏這場萬里之外的“尊嚴之戰(zhàn)”提供了堅實保證。而她的戰(zhàn)時內閣機構精簡、決策果斷、指揮系統(tǒng)層次簡單，賦予一線指揮官充分自主權，更讓總兵力居于劣勢、裝備也并無明顯優(yōu)勢的遠征軍戰(zhàn)斗力得到充分發(fā)揮。
戰(zhàn)爭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結束。英國付出了255名士兵、3名島上居民死亡的代價，但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場勝利對英國的尊嚴、民心、士氣都是極大的提振，也讓撒切爾夫人的支持率達到空前高峰，幫助她獲得一年后大選的勝利。
如果沒有撒切爾夫人的決心、勇氣和領導能力，如果沒有馬島之戰(zhàn)的勝利，英國恐怕還會沿著二戰(zhàn)后的軍事萎縮之路繼續(xù)下滑，無法如今天這樣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大國體面。直至今天，對撒切爾夫人愛恨交加的英國人，惟獨在這一問題上仍然高度一致，對她給予極其正面的評價。
但另一方面，馬島之戰(zhàn)的勝利，也給了撒切爾夫人以“只要用強則無所不能”的自信。
她在北愛爾蘭問題上的固執(zhí)己見，令本應早日到來的北愛和平進程大大拖延。她在中東、巴爾干諸熱點問題上的積極干預立場，也讓英國一次又一次陷入“是非之戰(zhàn)”，并將苦果留給后任們。即便是馬島，如今戰(zhàn)爭已結束31年，但主權之爭仍在，阿根廷甚至在國際上獲得了比昔日更多的同情。煞費苦心的公投，如愿以償?shù)孬@得了98.8%投票者“選擇留在英國”的結果，卻并未獲得其他國家的喝彩。
從這個意義上講，撒切爾夫人的這份最豐厚政治遺產(chǎn)的實際價值仍需掂量。
撒切爾夫人依靠自己的鐵腕，扭轉了英國軍力萎縮的勢頭，但扭得一時卻扭不得一世。
就在她去世前夕，英國接連傳出軍力收縮的消息：馬島之戰(zhàn)的明星——鷂式飛機退役，生產(chǎn)線拆除。垂直起降航母全部退役，新航母服役推遲，艦載機“難產(chǎn)”。空軍編制一再萎縮。二戰(zhàn)中威風凜凜的“沙漠之鼠”第七裝甲旅也成了沒有坦克的步兵旅。
時勢比人強，撒切爾的政治遺產(chǎn)再豐厚，也難以持久抗拒新陳代謝的歷史規(guī)律。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
1983年1月10日，撒切爾夫人在馬島看望士兵
“撒切爾主義”：國人所不欲而力為之
如果說，收復馬島是國人皆所欲而不敢為的一件事，那么，她在經(jīng)濟、社會福利和稅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即所謂“撒切爾主義”），就是眾多國人所不欲，而她力排眾議，堅持推進的。
戰(zhàn)后西歐長期受福利社會和民主社會主義影響，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成為“政治正確”的代名詞。大型經(jīng)濟部門的公營化成為常態(tài)。工會是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并常常通過罷工令社會癱瘓。
這種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社會平等，減少了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卻也造成政府開支浩大，生產(chǎn)效率低下。而殖民體系崩潰、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優(yōu)勢不復的英國，則成為這種“福利主義”的重災區(qū)，被稱為“歐洲病夫”，被預言為“即將率先破產(chǎn)的工業(yè)化國家”。
撒切爾夫人上臺后，扭轉了英國這種戰(zhàn)后傳統(tǒng)政治風向，重新樹立了自由經(jīng)濟和小政府、低稅收理念的權威性。
自1979年起，她采用調低直接稅、調高增值稅的辦法，徹底改變了英國當代稅收體系。在執(zhí)政期間，她逐步將多達66家大型國企私有化，把數(shù)以百萬計的國企員工變?yōu)樗狡蠊蛦T，讓公共部門減少了一半。她通過將國有企業(yè)股份出售給員工，成功贏得其對私有化進程的支持。
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在1984-1985年以毫不妥協(xié)的姿態(tài)對抗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她成功削弱了工會的政治影響力。在她上臺前的1978年，58.9%的英國勞動者是工會成員，在她執(zhí)政10年后降至46.5%。工會動輒用罷工手段癱瘓整個國家并以此要挾政府的時代從此一去不返。
盡管“撒切爾主義”在經(jīng)濟上屬于貨幣學派信徒，主張高利率、低通脹，和同期美國總統(tǒng)里根等所信奉的“供給學派”經(jīng)濟理論在許多思路上是相反的，但經(jīng)濟上主張自由主義、政治上主張新保守主義的脈絡卻是一致的。他們在經(jīng)濟、政治上所獲得的成功，讓二戰(zhàn)后一度灰頭土臉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重新成為全球主流思潮，并為冷戰(zhàn)后的“全球化”時代奠定了基礎。其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且遠遠超出英國一國范疇。
雖然“撒切爾主義”讓英國人付出包括福利、平等方面的諸多代價，卻成功扭轉了“歐洲病夫”的下滑軌跡。一度高達18%的通脹率回落至個位數(shù)，因制造業(yè)萎縮而萎靡不振的英國經(jīng)濟，也因成功轉型為以第三產(chǎn)業(yè)為主而脫胎換骨。如今的英國，金融中心的光環(huán)猶在，“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中心”的名聲鵲起。對此，撒切爾夫人的政治遺產(chǎn)功不可沒。
撒切爾夫人是謹慎的：她堅決反對“大福利”，卻從未真正觸及福利國家的兩大支柱——全民醫(yī)保和全民社保；她一直主張國企私有化，但在第一任期卻小心翼翼地從不起眼的國營貨運公司做起，獲得成功并在1983年順利連任后，才大刀闊斧地對諸如BAE、英國天然氣公司、英國電信、捷豹、英航、勞斯萊斯、BP、英國鋼鐵公司、羅孚等大名鼎鼎的企業(yè)動手。
但更多時候她卻是一意孤行的。她曾說“民意算什么”，對前首相麥克米倫“崽賣爺田”的指責嗤之以鼻，面對364名經(jīng)濟學家要求改弦更張的聯(lián)名信無動于衷，面對保守黨內的意見分歧不為所動。
中國古代改革家商鞅曾說，改革最大的困難，是和人情相悖，因為人之天性，總是習慣于安逸，不舍得犧牲個人的、眼前的利益?！叭銮袪栔髁x”受到如此強烈的反對，奧妙也在于此。
為了減少政府開支，她力推私有化和“小政府”，不斷削減福利。這在減輕政府負擔、從宏觀上確保基本福利制度正常運轉的同時，卻造成失業(yè)率居高不下、教育經(jīng)費和貧困補貼不斷降低；她取消學生免費牛奶、在第三任期后強令領取失業(yè)救濟者接受就業(yè)培訓等做法，更引發(fā)公眾大嘩；在既要確保通脹率下降、又不動用行政干預經(jīng)濟的理論指導下，她一度將英國利率提高到15%的高位，結果造成其最忠實的支持者——中產(chǎn)階級、企業(yè)家和商界人士倒戈相向；當經(jīng)濟危機再度來襲之際，她一意孤行推行用“人頭稅”代替原先以財產(chǎn)為基礎征收的地方稅，更令保守黨內發(fā)生分裂，并最終導致自己下臺。
金融危機的深化，讓公眾對她政治遺產(chǎn)的爭議再度凸顯。
支持者認為：沒有她力排眾議堅持改革，“歐洲病夫”不必等到此輪歐債爆發(fā)便早已破產(chǎn)，如今的金融中心、創(chuàng)意之都都不可能存在。歐元區(qū)出現(xiàn)的種種弊端，讓“撒切爾主義”的“歐洲懷疑論”觀點得到充分驗證。昔日反對她的人士或許該慶幸，幸虧她力排眾議，讓英鎊留在歐元區(qū)外。否則，今天的英國，恐未必不會和意大利、西班牙同命。
但反對者卻指出：正是“撒切爾主義”的“劫貧濟富”，導致英國貧富懸殊加大，其卸任時的失業(yè)率和上任之初幾乎一樣。老工業(yè)城市的沒落所產(chǎn)生的社會問題，大城市中的貧富分化和隔閡，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已成為一次次社會騷亂的根源。正是“撒切爾主義”對自由經(jīng)濟的過度推崇，和對政府調控的片面排斥，導致英國放松了對金融的監(jiān)管，從而令其在“次貸”風波中損失慘重。
隨著歐洲經(jīng)濟衰退的深化，一度被判死刑的西歐左翼運動重新振作，在法國、意大利等國都再度崛起，一度因撒切爾-里根的成功而成為“正統(tǒng)理念”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政治保守主義，在歐洲和全球范圍內再度成為被普遍質疑的對象。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悄然采取了許多經(jīng)濟干預措施和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在英國本土，反對繼續(xù)削減社會福利、要求社會平等的聲浪再度高漲。幾乎在后半個“撒切爾時代”銷聲匿跡的工潮也死灰復燃。
此時，撒切爾夫人卻悄然離世。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她的記憶力大幅衰退。這或許會讓其晚年多一些平靜，少一些煩惱。
英國皇室的御用畫家理查德·斯通所作的撒切爾夫人畫像掛在唐寧街10號內
歸還香港：不欲又如何
在撒切爾夫人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些事是她本人和許多英國人都不欲、卻又無可奈何的，例如關于香港問題的《中英聯(lián)合聲明》。
在漫長的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階段，撒切爾政府始終步步為營，不肯輕易讓步。1982年9月訪華時，撒切爾夫人更公開堅持要求中方承認《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合法性，并在香港舉行記者會，公然告誡中國領導人“任何國家都應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無法進行”。
然而，僅隔兩年零3個月，“永不妥協(xié)”的撒切爾夫人妥協(xié)了。1984年12月19日，她在北京簽署了《中英聯(lián)合聲明》，在推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50年不變”的前提下，將整個香港、而非僅僅新界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
在整個談判期間，撒切爾夫人的堅持，是典型“大英帝國”式的（即強調“條約的合法性”），強調英國統(tǒng)治的“天然合理”，并試圖迫使對方承認自己的邏輯。然而，世易時移，“三個條約”當初并非中國所樂意接受，而是英國通過武力強加的。當武力和強勢不復存在，強加的條約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窄窄的深圳河不是馬島和南美大陸間風波不測的南大西洋，龐大的中國軍事機器也并非阿根廷軍隊所能比擬。香港的命運，實際上在1949年的揚子江中、“紫石英”事件的隆隆炮火下就已注定。丘吉爾、艾德禮做不到的事，又怎能強求于“鐵娘子”？
一些人質疑撒切爾夫人未能早早將“港人自決”、“民主政治”引入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導致“極大遺憾”。事實上，在整個港英殖民期間，“港人自決”和“民主政治”始終被歷屆英國政府置之度外。而在中英談判期間，乃至聯(lián)合聲明簽署后，又何嘗沒有諸如“三角凳”之類論點拋出？
英國昔日得到香港，系得之于北京，而非得之于港人。此刻失去香港，同樣系失之于北京，而非失之于港人。未能早日照顧到港人的自決和民主權利，是歷屆英國政府之失，專責撒切爾夫人一人并不公平。而且不論是否顧及這些，都不會對香港的回歸構成本質影響。
英國人至今仍懷戀日不落帝國的榮光，而撒切爾夫人更是英國大國體面的堅定捍衛(wèi)者。讓“東方之珠”完璧歸趙，于他們而言固所不欲，但大勢如此，不欲又如何？
在這樣的形勢下，審時度勢，通過中方的“三項承諾”和將主權移交推至新界租期到期的那一天，讓港英當局能在《威風堂堂進行曲》的軍樂聲中體面謝幕，已體現(xiàn)了“鐵娘子”的外交能力。
逝者已矣，榮辱毀譽，各人心中都有一本賬。但不論對撒切爾夫人的功過如何看待，都不能不認同她的昔日政敵托尼·布萊爾的一句話：她是英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領袖，不僅改變了國內政壇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的生態(tà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