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的某一天，在太湖大學堂聽說彼得·圣吉和杜維明在杭州開完會要來看望南懷瑾先生。我馬上說，杜維明是不可能來的。同修們起先皆覺得詫異，但后來果不其然，彼得獨自到了大學堂怏怏地說，杜教授臨時有事不來了。我為什么敢如此斷言？說來話長。
杜維明是否認識南懷瑾？很多人好奇地問。如今懷師已逝，我可以透露一些秘密。懷師《大學微言》第二章“從教授來訪說起”中提及的那位哈佛大學教授正是杜維明。他是多次求見，“事先經(jīng)人約好時間，所以才有見面一談的機會”，時間是1996年8月底。那次見面老杜對懷師執(zhí)弟子禮甚恭。因為杜維明說自己曾師事徐復觀，亦受牟宗三思想影響，他們皆拜在熊十力門下。懷師少年成名，曾與熊十力及其老師歐陽竟無先生為忘年交。入臺后，聲名更遠在徐復觀和牟宗三之上。懷師不愿提及杜維明當年的香港問道，實在是顧及他的面子。
那么老杜為什么又三緘其口，再也不提南懷瑾呢？在國際上，杜維明是當代新儒家的大師。他很看重這個江湖地位，當然不希望山外還有青山在。在臺灣長大的杜維明，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哈佛大學，曾出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杜維明用在美國學得的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發(fā)揮牟宗三的儒學發(fā)展“三期說”理論，認為從先秦到西漢是儒學發(fā)展的第一期，他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來說明儒學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原因；宋元明清是儒學發(fā)展第二期，是針對佛教挑戰(zhàn)的“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回應”，用島田虔次的說法此期儒學是東亞文明的集中體現(xiàn)；而第三期儒學的發(fā)展，則是對西方文化挑戰(zhàn)的回應。因此，新儒學必須與西方對話，在超越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伊德學說對話。杜維明著作等身，但其理論并不深奧。他多次申請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都未獲通過。他是用一套西方世界熟悉的學術(shù)語言寫作，因此在西方產(chǎn)生了相當影響，被視為中國當代儒家的代表，贏得了各種各樣的桂冠。
與杜維明初次見面是1994年，我剛到香港不久，在《亞洲周刊》工作。有一天接到通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shù)會議”。我以記者的身份去采訪，其實是想拜訪幾位國內(nèi)來參加會議的老朋友。在會場外，見到了杜維明，記憶中是朱維錚教授介紹的。在此之前，老杜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上世紀80年代，正是亞洲“四小龍”經(jīng)濟騰飛的時候。有一種說法，這些國家的現(xiàn)代化成就和儒家文化有關(guān)。中國的有志之士都開始關(guān)注杜維明的儒家第三期學說。當時他經(jīng)常在《讀書》、《知識分子》和《書林》上發(fā)表文章。原先想象中的新儒家杜維明應該是長袍馬褂、老氣橫秋的，想不到出現(xiàn)在我眼前的他，卻是年輕瀟灑，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交談之后，我寫成《新儒學和全球華人的命運》一文，作為當期社論發(fā)表。其中“文化中國”的概念就是老杜的發(fā)明。后來我調(diào)任《明報》主筆，除了撰寫社論之外，還要主編報紙的言論版“思潮”。每天整整一版，廣邀中外名家撰稿。杜維明自然在被邀的作者之列。盡管老杜的名氣已是如日中天，但他對于約稿倒是幾乎來者不拒，且十分認真。記得他發(fā)來的是英文稿，發(fā)表前還得請人翻譯成中文。他對譯稿審閱得很仔細，幾次傳真往還，才肯在報上發(fā)表，顯見其嚴謹?shù)膶W者本色。
自1978年，杜維明第一次回到闊別數(shù)十年的中國大陸后，他幾乎每年都會回到國內(nèi)，不顧舟車勞頓，馬不停蹄地去各地講學、開會；頻頻面對媒體，侃侃而談；交游各級官員，杯斛交錯；先后受聘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校客座教授。
杜維明胸懷復興儒家文化的大志。他認為，儒學只有經(jīng)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后回到中國，在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保持生命力。言下之意，當代儒學復興的火種在美國，在哈佛。因此作為美籍華人的杜維明將當仁不讓地肩負起儒學復興的大業(yè)。有一班蔑視懷師的中國學者拜倒在老杜腳下，因為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南懷瑾沒有學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