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家藏的書畫時，翻出了王堯教授用藏文書寫的條幅。這還是十多年前，王教授在香港大學講學時，來我家做客贈送的。那次在飯桌上，他提及想推薦我去給港大的佛學研究中心講課。我很感謝他的好意，但心里明白可能性很小。因為主持中心的是一位從內(nèi)地出來的年輕僧人，盡管他引用我的著作，但不會“引狼入室”的，畢竟這是一份好差事。也許是王教授真碰了壁，后來就和我失聯(lián)了。
認識王堯教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世紀80年代，在上海和北京的幾次文化討論會上相遇，也常聽學術界的朋友提起他。1928年出生的王教授是海內(nèi)外聞名的藏學家，從事藏學研究六十余年。他是江蘇漣水人，年輕時曾為共和國的創(chuàng)立奮斗過。解放初重返書齋，進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1951年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語，師從于道泉和馬學良先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自此投身于藏學研究。于道泉是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開山鼻祖。他倡導“置身莊岳，事半功倍”的治學思想，強調(diào)環(huán)境對于語言學習的影響。在北平時，于道泉為了跟喇嘛學習藏文，在雍和宮一住就是幾年。后來負笈巴黎，他為了迅速通曉法文，就移居不見華人蹤跡的地區(qū)。王堯恪守老師的教誨，畢業(yè)不久就進入貢噶寺，師從貢噶活佛研修藏傳佛教。他還搜集﹑翻譯藏族民間歌謠﹑民間故事和民間戲劇，將西藏最負盛名的訓世哲理詩集《薩迦格言》譯為漢文，在《人民日報》連載了近兩個月。此后他“十進藏區(qū)、六訪拉薩”， 遍訪山川勝跡﹑古剎廟堂﹑農(nóng)牧宅帳。
他的藏語毫無生澀的書卷氣，著述卻具足深厚的學術功底。王教授的名著《吐蕃金石錄》正是醞釀于碑版摩挲與行囊紙筆之間。此外，他的著作還包括《吐蕃簡牘綜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等十余部專著以及數(shù)百篇論文。他長期在中央民族大學任教授，現(xiàn)在是該校藏學研究院的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可謂桃李滿天下。今天活躍在藏學界的一大批學者都曾受教于王堯教授，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陳慶英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沈衛(wèi)榮教授、首都師范大學藝術學院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謝繼勝教授等。他也是最早活躍在國際藏學舞臺的中國學者，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波恩大學等近十所大學的客座教授，連續(xù)參加了從第三屆至第十屆的國際藏學會，在國際藏學界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
和王堯教授真正熟悉起來，是在1994年暑假到了美國以后。有一天，星云大師請我去洛杉磯西來寺吃飯。寺院中人事先告知，同席的有中國大陸來的教授。見了面才知道原來是王堯。他應邀來美國西來大學教授一門藏語的短期課程。因為以前見過，面熟，所以很快就熱絡起來。知道我和他都被趙樸初居士邀請擔任中國佛教協(xié)會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又知道我的大嫂竟是他熟悉的中央民族大學同事，我們的關系更拉近了一步?！蔼氃诋愢l(xiāng)為異客”，最難排遣的是孤獨。只要有空去西來寺，我們都會在一起聊天。聊天中，聽到許多王堯教授不愿為外人道的故事。
原來王堯教授不僅是享譽國內(nèi)外的著名藏學家，也是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和西藏上層人士溝通的橋梁。王教授與西藏各界民眾結下了水乳交融般的情誼，他在藏區(qū)曾與多位仁波切親密交往，并擔任十世班禪阿爾德尼·確吉堅贊以及另一位西藏宗教領袖的翻譯秘書。當年毛澤東多次接見這兩位西藏宗教領袖時，都由王堯擔任藏語翻譯。藏族友人親切地在他的藏名“旺杰”之前冠以“通司”（譯者）二字，以表達誠摯的贊許和尊敬。后來的歲月里，王堯教授仍然作為中央政府和西藏上層人士都信任的學者，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默默作出貢獻。
和王堯教授的重逢是我到了香港后。有一次，和香港名報人羅孚先生聊天，偶然提及王堯。羅先生說，王教授正在香港大學講學，他倆因都是龍云（云南軍閥）公子的朋友而相識，已約好周末聚餐。我就對羅先生說，“這頓飯就讓我來請吧?！焙屯踅淌谠谙愀壑胤辏o緊握手，談到西來寺一別后各自的經(jīng)歷都不勝唏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猶未盡，我就邀請他改日來家中繼續(xù)對飲話舊。于是就有了王堯教授相贈藏文條幅的一段舊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