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健談幽默，喜交朋友。舉凡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族逸聞趣事，父親總有說不完的故事。不論老嫗或小孩，或是來訪的教授、工程師，或是乘火車時的鄰座人，父親都能有許多話題，談笑風生。他喜歡大自然，每年春天到東湖看桃花，夏秋常約好友楊寧生到蛇山抱冰堂喝，冬天不好出行，卻總有老友丁舉貴先生過往，攜來幾枝臘梅花?！拔母铩鼻凹抑杏幸慌_電唱機，他愛聽《春江花月夜》、《良宵》、《紅娘》、《女起解》等名家唱段。他還愛飲酒，尤其喜歡汾酒和竹葉青。
父親教育子女嚴格，我有次與四哥“拿”了書攤幾本小人書，父親知道后，當即牽著我們去歸還，要我們認錯。他并未花許多時間督促我們做功課，卻常講祖父小時因夏日蚊子多，躲進蚊帳讀書；大伯刻苦用功，終成留美博士，最后當上遠東國際法庭法官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故事，以此激勵我們自覺努力。
父親身為知識分子，卻很少知識分子的架子。1958年，母親在郵局工作，有項任務是賣報紙，有天到了晚上仍有許多《長江日報》未賣出，很焦慮。父親安慰母親，拉著我接過報紙到街上叫賣，我還不好意思，父親卻沿街叫賣疾走，大大方方，沒有一點不自在。第二天早上他又帶我去候船室賣剩余報紙，有兩位旅客一下買去所有報紙。那一刻我們輕松愉快回家的情景，恍如昨日。
父親不是共產黨員，卻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他給我們講，右派分子中的許多人并沒有什么大錯，只不過說了一點真話。他講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還是打了日本人的，講八百壯士，講臺兒莊大捷。他講了畝產萬斤“糧食衛(wèi)星”的可笑，講鄉(xiāng)下人打破家中鐵鍋去“大辦食堂”、“大辦鋼鐵”，爾后講到農村餓死了人。講到了中蘇交惡，講到了美國家家有汽車，美國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父親的這些話，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以當時的標準看，這些道明真相的話卻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論 ”。對父親所說的這些話，我當時還不相信，認為父親思想落后，但因為這些話，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會將口水吐到在學校中拉板車的瘦小的老右派臉上。
許多人都很奇怪：不少擁護共產黨、為人謹慎的知識分子都不幸成了“右派”，而言語很多、喜提意見的父親當年卻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父親被問到此問題總是淡然一笑：“那是因為二中離家太遠，那年剛好調到近一點的八中，幾個月后又調到離家更近的二十八中。剛到一個新單位，對領導不熟?！?/p>
“文革”風暴來臨。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看見門上貼著封條，原來是父親學校的紅衛(wèi)兵來抄過，樓下二樓的萬太公喊我到他家吃飯，談到學生帶父親來抄家和斗爭父親的詳細情形。天黑時父親回到家里，他慢慢撕去貼在門上的封條，忍住心中悲憤，若無其事地安慰我：“不要緊，不要怕。”家中一片狼藉，連枕頭芯都被撕開。
幾個月后，“文革”重點轉為走資派，一般群眾家中相對平靜，父親拿出兩口皮箱，里面整齊放著他保存多年的十幾本日記、幾本相冊和一些較貴重的物品與較好的衣物。我驚奇地問他為何紅衛(wèi)兵抄家時未把它們抄去，他笑著講了事情的經過。原來抄家狂潮來臨時，父親估計二十八中的學生也會來，便將兩口皮箱存放到萬太公家里，對他說我母親到南昌去照料患病的祖母去了，家中無人，恐遭賊偷，請他代為保管，得以幸存。
1970年父親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初母親去世，辦完喪事父親最后一個離開空無一人的家。
1976年“四人幫”倒臺，改革開放開始。1978年我考上大學。1979年家中發(fā)生天大喜事：與父親闊別30年的姑姑與姑父從美國回大陸探親，火車進站后大家見面時激動與歡樂的場面筆墨難盡。父親陪著姑姑、姑父到老家南昌及其他地方探訪游覽。當時的空氣里還殘留著“文革”風暴的氣息，一天，萬太公小聲告訴父親：派出所來過人，要他留心樓上海外來人有無異常情況。
1981年1月7日夜，父親不幸因心肌梗塞離開了人世。
二十多年后在一次江漢區(qū)的教學研究會上，我遇到了一位二十八中的青年教師，我對他說到父親在那里工作過。他身子一動，欣喜地說：“梅老師，我知道，那是一位好老師，我們學校的老教師常談起他的事情！”
一介平民，做到這樣，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