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的游戲
梁建章快步從走廊經過,身后跟著兩位業(yè)務負責人,神情嚴肅。上場會議剛結束,討論仍在繼續(xù)。一旁的工作人員悄聲告訴我,他對某個項目的推進不太滿意。
54歲的梁建章對時間的利用嚴苛而高效。為避免早高峰浪費通勤時間,只要人在上海,他總會在7點前到達辦公室。上午的會議最早從7點半開始。此刻已臨近10點。
兩分鐘后,場景切換。他的新書《創(chuàng)新主義》剛剛上市。書中,這位筆耕不輟的企業(yè)家論及了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生命的意義。我們的采訪也由此而來。
擺滿新書的茶幾旁,梁建章放松地斜倚在白色的軟皮沙發(fā)上,露出標志性的笑容。跟許多互聯網大廠的掌舵人不同,這種笑里鮮有機敏和審視。讓我想起前一日環(huán)球旅訊CEO李超的形容——“慈眉善目”,以及隱于其下的“殺伐果決”。
這里是上海虹橋機場附近的地標建筑——凌空SOHO,由著名建筑設計師扎哈·哈迪德設計。10年前,攜程斥資30.5億元從SOHO中國購入其中的10萬平方米作為集團總部。這棟流線型建筑從開工到揭幕的四年,也見證了攜程從四面楚歌走向力挽狂瀾。
時間回到2011年,作為行業(yè)龍頭的攜程被強敵環(huán)伺。一年間,其在線旅行預訂市場份額由51.6%下滑至41.1%,股價較最高峰縮水七成。2013年2月,在攜程發(fā)展如日中天時辭去CEO職位赴美留學、獲得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創(chuàng)始人梁建章宣布“回歸”。攜程開始轉守為攻。
對內,他大刀闊斧地推行事業(yè)部制改革,喚醒狼性,高薪挖賢,投資了一大批移動創(chuàng)業(yè)公司,補齊業(yè)務和技術短板,以迅速扭轉攜程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的缺位;對外,他宣布投入5億美元,打響價格戰(zhàn),將其他低利潤率的對手拖入長期燒錢的泥沼;又在此后兩年間,通過資本運作等一系列組合招,瓦解聯盟,化敵為友,先后斥資數億美元入股同程、途牛和藝龍;最終在資本寒冬的背景下,通過與百度換股,暗度陳倉,獲得去哪兒45%的投票權,完成收購。
三年半間,在梁建章的帶領下,曾被視為“垂垂老矣”的攜程脫胎換骨,完成了對這場混戰(zhàn)的肅清。
“成功都有一定的運氣成分。我剛回來時,也沒有太大把握,不知道自己的潛力能不能發(fā)揮出來,只能盡最大努力。自己做好是根本,過程中如果對方犯一些錯誤,你可能就趕上去了?!绷航ㄕ赂嬖V《南方人物周刊》時,語氣一如既往地平靜。他極少回望過往,自認記性不好,但緊接著給出另一種解釋,“總想著過去,無非是兩種情況:年紀大了,或者創(chuàng)造力不夠了。我更多是想未來。”
我們采訪的房間對側是一個名為“莫干山”的會議室。作為旅游服務商,會議室以景區(qū)或旅游目的地命名并不稀奇,有趣的是這位15歲考入復旦少年班、20歲獲得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碩士、42歲拿到博士學位的創(chuàng)始人為此設置的一套排列“算法”。
比如“莫干山”位于中國的東部,“莫”字有十畫,該會議室就在十樓東側。一旦熟悉這套邏輯,即便頭次到訪,也能高效確定會議室的樓層和方位。而如今,隨著“全球化”升至攜程戰(zhàn)略序列的首位,會議室的名稱里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國際目的地。“莫干山”的旁邊就坐落著“愛琴?!?。
有別于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是“鼠標+水泥”,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是“移動互聯+一站式服務”,國際化被視為攜程的“第三次創(chuàng)業(yè)”。這正是梁建章口中“未來”的范疇。
2019年,攜程20周年慶典上,梁建章就提出了“五年成為全球最大國際旅游企業(yè)”的目標。這一目標背后是這位信仰數據理性的企業(yè)家的一連串計算:一般國家入境游對GDP的貢獻在1%-3%左右,而中國只有0.3%,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旦中國入境游有所提升,除了對整體旅游行業(yè)的拉動外,外匯收入也能實現30%至60%的增長。
正如當年看似不計股價地投身價格戰(zhàn),實則對自身和不同對手的資金承受能力有著清晰的盤算,以即時調整開戰(zhàn)的頻率、力度、周期和方向,在全新的國際戰(zhàn)場上,梁建章的數據游戲還在繼續(xù)。
在負責海外市場營銷的攜程集團副總裁馮晗看來,海外巨頭林立,根盤蒂結,身份逆轉的攜程成為搶奪市場份額的新進者,必然會面臨打壓和封堵;加之供應鏈來源復雜多樣,技術體系也迥然不同,在中國被驗證的打法很難在海外直接復用,需要大量的本地化適應和創(chuàng)新。
這些年,梁建章半數時間都待在海外。據馮晗介紹,梁建章不會參與到特別具體的業(yè)務中,精力更多放在戰(zhàn)略方向的把控上:“比如在海外的競爭生態(tài)下,我們在哪些方面可能獲得相對優(yōu)勢,如何調配資源吃住這些優(yōu)勢,又如何以部分領域和市場的份額優(yōu)勢來爭取和帶動更多的領域和更大的市場?!?/p>
截至目前,攜程相繼收購了英國航空整合平臺Travelfusion公司、印度最大OTA公司MakeMyTrip、英國旅游搜索網站天巡和荷蘭在線旅行社集團Travix。憑借著多年深耕,攜程在海外積累了愈漸豐富的客戶資源、供應鏈產品和渠道能力。
據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統(tǒng)計,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2020到2022年全國旅游消費至少損失16.27萬億元。然而,憑借有效的現金流風險控制、多融資渠道以及海外業(yè)務的業(yè)績推升,攜程于2022年實現了三年內的首次年度盈利。
此后,隨著防疫政策放開,旅游成為各級政府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的重要領域。同時,航班恢復、簽證便利化及免簽政策也推動了出入境游業(yè)務的增長。梁建章是推動者,也是受益者。
2024年5月,攜程公布其2024年第一季度未經審計的財務業(yè)績,報告顯示,第一季度凈營收達119億元,同比增長29%。其中,國際業(yè)務增速顯著,攜程國際OTA平臺總收入同比增長約80%。2024年上半年,攜程集團的股價飆升近50%,漲幅位居國內互聯網大廠之首,市值一度超越百度。
在旅游市場強勁恢復的同時,越來越多互聯網公司向酒旅賽道擴張的邊界也愈漸縱深,內容生態(tài)迸發(fā)出的巨大價值也為行業(yè)競合格局帶來新的變量。
數字仍在跳動,游戲仍在繼續(xù)。
“多面手”的難題
“現在已經達到了你對企業(yè)家理想狀態(tài)的定義嗎?”在采訪中,我這樣問梁建章。
他自謙“仍有空間”,而那些“最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也不會像他這樣涉足如此廣泛的領域。他欣賞自己旺盛的好奇心,也從不打算將其局限在某一特定領域。
這或許與他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有關。1981年,梁建章考入上海育才中學。當時的育才中學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的倡導下,已經開始試點交互式教育。上課時間被平分為四份,分別用于教師授課、分小組討論及競賽、總結評分和做作業(yè)。除了不預先通知的小測驗,既沒有家庭作業(yè),也不設定期考試。課余時間,學生可以參加各種課外興趣小組,無拘無束地探索自身的潛能。自由而開放的中學教育繪就了梁建章的人生底色。
多年以后,出于對更多不同挑戰(zhàn)的回應,已然財務自由的梁建章選擇在38歲時赴美攻讀經濟學博士。在斯坦福,他師從彼時剛從政府回歸學術界的愛德華·拉澤爾(Edward Lazear)。這位曾任布什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商學院教授早年間曾提出“企業(yè)家是多面手”的理論。其研究發(fā)現,在MBA中選擇多個領域課程進行廣泛學習的學生,相比選擇單一領域課程者,具備更高的創(chuàng)業(yè)傾向。這與梁建章的自我認知不謀而合。
博士后階段,在拉澤爾的推薦下,梁建章得到了跟有“人口經濟學鼻祖”之稱的加里·貝克爾合作研究的機會。在美期間,梁建章最主要的學術成果在于提出從人口角度研究創(chuàng)新的新視角。研究從日本出發(fā),最終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中國。
在具有全球化企業(yè)經營經驗的梁建章看來,當前中國的創(chuàng)新力能匹敵美國,產業(yè)的升級程度和產業(yè)鏈的完整性能全球居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才最多、市場最大。無論是互聯網平臺,還是人工智能,使用的人越多,訓練數據越大,算法越好,流程就越優(yōu)化。一旦人口規(guī)模減半,產業(yè)不斷縮小,優(yōu)勢就會不斷喪失。參考日本的現狀,社會老化并不意味著社會崩潰,老齡化嚴重的社會可能依然富裕,可一旦龐大的中老年人占據了經濟的主導地位,缺乏人脈和話語權的年輕人得不到足夠的歷練,積極性就會受到打擊,整個社會的創(chuàng)業(yè)和創(chuàng)新活力都會大打折扣。
自此,梁建章的人生生出了新的枝蔓。他把“推動人口問題的解決”視為己任。人口經濟學家也成為企業(yè)家之外,他最受公眾熟知的身份標簽。在他眼中,二者并非南轅北轍,而是指向同一種積極的入世哲學,“企業(yè)家是商業(yè)模式和組織形式的創(chuàng)新,學者是理論想法的創(chuàng)新,本質都是去實踐創(chuàng)新想法,為社會留下正面遺產。”
一位持續(xù)為土地改革積極建言的經濟學家曾向我分享多年習得的經驗:要提出一個可能推得動的改革方案,意味著要努力減少改革可能面臨的阻力,也就不能過激地觸碰潛在受損者的利益,或者即便短期損害了,也要安排好相應的補償方案,盡量通過“做大蛋糕”的方式來實現多方共贏。這是企業(yè)家梁建章擅長的博弈論范疇。
不過在可以遷移的共通能力之外,二者的區(qū)別也足夠明顯。某種程度上,做一家行業(yè)龍頭的掌舵人是“與界限游戲”,而作為學者,則常常需要游刃于“界限內”。
“認真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把研究發(fā)現與學界、社會大眾、政府部門分享,是學者的本分;如果還能推動一些有益于社會的改革,就算是額外獎勵,可這確實不是學者做研究應該期待的事情。”上述經濟學家如是總結。
作為一名成功的企業(yè)家,梁建章顯然會有不同的看法——做企業(yè)注重行動結果的“有效性”。梁建章給出了類比,“你不是光提一個創(chuàng)意就夠了,還要想著如何推廣落實。就像企業(yè)生產一個產品,如果沒人用,那肯定是不成功的創(chuàng)業(yè)。”
2013年,價格戰(zhàn)正酣,梁建章曾談及他對推動人口政策改革的看法,“這和帶領企業(yè)占領市場沒什么兩樣。有一些是不可控因素,一些是可控因素。我就給自己下一個可控的指標:經過一段時間,讓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認為中國的人口政策應該改革,至少是放開二胎政策。到那個時候,民意如此,我相信決策層再不動不太可能?!?/p>
自2011年畢業(yè)回國后,梁建章始終在高頻發(fā)聲,分享自己對人口問題的思考和解決對策。為此,他制作過紀錄片、上過脫口秀節(jié)目、出版過科幻小說、出品過沉浸式互動影音劇、聯合知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共同發(fā)出建議書……
如果說“能否全球化是企業(yè)創(chuàng)新力的試金石”,如何影響公共政策,則給了梁建章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磨練和施展創(chuàng)新力的舞臺,背景是一個越發(fā)宏大、長遠且不確定的未來。
然而,對于“不期待”背后的復雜,這十幾年來,梁建章并非沒有體悟。
2016年1月,我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臨近春節(jié),梁建章在數十個人口研究相關的微信群里下起了人均200元的“紅包雨”。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這距離他理想中的改革步伐還有很大落差。
在梁建章看來,10年前,大部分人會認為人口少是好事,如今至少在學界和精英階層,已經有半數人意識到人口少是有問題的,“只是光意識到還不夠,還應當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這恰恰是挑戰(zhàn)所在?!?/p>
能否帶領企業(yè)成功穿越數個經濟周期,考驗著企業(yè)家能否在不斷涌現的關鍵決策點上不犯大錯。一旦明確了方向,全集團便只有一個共同目標,然后全力以赴,排除萬難。
2023年起,Trip.com(注:攜程國際版)在海外有一波相當激進的廣告投放,尤其是在泰國素萬那普國際機場,Trip.com的廣告鋪天蓋地。這筆花費不菲的項目正是梁建章拍的板?!凹热粰C場的人群就是我們要的客戶群,為什么還沒做?”他曾這樣質問團隊。
“一旦確認了這是正確的邏輯,他就會非常堅持。如何把這個對的邏輯落實下去,接下來考驗的就是我們團隊的能力?!瘪T晗介紹說。
這是梁建章更為駕輕就熟的角色。事實上,他的許多人口建言都被輿論貼上了“激進”的標簽,比如“二孩家庭,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家庭全免”、“二孩家庭,房貸利息減半,三孩家庭全免”、“取消中考,縮短中小學學制2年”等等。每次談到這些“非常大膽前衛(wèi)”的建言,他的眼神里都是“確該如此”的誠摯和確信。
他承認這背后的差異,“企業(yè)當然我的掌控力很強了,但在人口政策方面,你的研究和想法確實有創(chuàng)新,但要想出臺乃至落實這些政策,就必須通過傳播,讓你的理念成為相對廣泛的社會共識。這當然困難了許多?!?/p>
“何不食肉糜”?
姚洋與梁建章的結識源于三年前一場充滿火藥味的隔空辯論。
姚洋是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2021年6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揭曉后不久,在被媒體問及對人口和老齡化問題的看法時,他提到梁建章一個月前引發(fā)熱議的建言——“生一個娃獎勵100萬元”。
在稍早的文章中,梁建章曾論及該建議的合理性。他認為,在大城市,撫養(yǎng)一個小孩從出生到大學畢業(yè)的直接費用遠不止100萬,而且隨著房價和教育成本的上升,未來這一數字還會繼續(xù)上揚,“100萬基本上只是能勸說大多數夫婦多生一個孩子的平均數?!?/p>
姚洋在彼時的采訪中直指這是一種“何不食肉糜”,“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們國家還有6億人一個月收入在1000塊錢以下,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財力去做這件事情。”
據姚洋回憶,新聞稿發(fā)出后,梁建章主動聯系到他,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只是誰也沒能完全說服誰。三年過去,兩人已是好友,但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姚洋仍反對以財務獎勵來促進生育的主張,“中國的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倘若實行這一政策,城市的生育率不一定改觀多大,但農村地區(qū)大概率會拼命生。實話說,國家也沒有財力去做這件事?!?/p>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梁建章亦主動提及“100萬元”的建言,否認是某種“市占策略”,“這并不是夸大其詞,確實要發(fā)100萬元才可能把生育率提高到一個比較好的水平。當然不是一次性,可能每個月發(fā)一點,發(fā)個十幾、二十年?!?/p>
至于“錢從哪里來”,梁建章認為,未來中國的基建和工廠建設需求趨于飽和,完全有能力從超額用于固定資產的投資中拿出10%(即10萬億),以現金、購房補貼、所得稅或者社保減免等形式投資給未來的小孩。他會從投資回報率角度論證,“在銀行或企業(yè)體系里發(fā)錢,可能導致空轉,要把錢投向真正需要錢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才能起到經濟的作用。”
這些年,梁建章曾多次撰文批駁部分經濟學家和人口學者的觀點,后者中不乏學界相關領域的核心人物。2020年,他曾跟一位經濟學家展開了10個回合的公開辯論。這些文章大多在工作間隙完成。辯論結束后,為了了解國內經濟學家對這次論戰(zhàn)的看法,梁建章還聯合媒體對654位經濟學家進行了意見調查。
他隨后發(fā)布的報告稱,調查得到了37%的回復率,其中“不認為中國人口過多”和“支持全面放開生育”的占壓倒性優(yōu)勢。他也附上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對觀點,比如“中國人口總量過剩,但技能短缺。關鍵的問題不在于通過提升人口總量來提升技能出現概率,而是以人力資本投資來提升現有人口的質量,目前更快捷應對潛在的養(yǎng)老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以當前人口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而非嘗試制造更多人口,否則將有可能面臨老齡化和高少兒撫養(yǎng)比的雙重夾擊”。
《南方人物周刊》曾聯系到兩位與梁建章展開過公開辯論的經濟學家,試圖了解拋開觀點的差異,單從學術辯論角度,梁建章是不是個好“對手”?但均被婉拒。
姚洋并未關注上述辯論。在他看來,梁建章身上有非常學者的一面,即凡事永遠講究數據支撐,“倒不是說誰的計算一定是可信的,但是公開計算的方法,其他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有批評的依據,而不是一味地自說自話?!?/p>
學術觀點相左雖常見,也不乏有人因此而疏遠或記恨,可那次風波后,梁建章和姚洋之間的學術交流反而增多了。在呼吁教育改革方面,兩人的觀點高度一致。讓姚洋頗為感懷的是,當他需要為自己擔任理事長的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募集博士創(chuàng)新項目的經費時,梁建章爽快地捐贈了100萬元。“不比許多企業(yè)捐款都是分年捐,最后都爛尾了。攜程的捐款兩周就到賬了?!?/p>
康奈爾金融學教授黃明曾下過一個判斷——“梁建章可能成為中國最純粹的經濟學家之一?!迸旁诘谝晃坏睦碛删褪恰八绣X”。
無論你是否認同黃明的結論,梁建章都是中國最富有的經濟學家之一。站得高,有看得廣闊而深遠、不易被名利裹挾的一面,但其所在的階層和身份落差也可能帶來某種由距離感產生的遮蔽。
如何跨越?保持開放的視域外,選擇合適的研究合作者是一條路徑。
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tǒng)計學博士學位的黃文政是當前與梁建章學術合作最緊密的學者。2012年起,兩人常常發(fā)表共同署名文章。在初版的基礎上,雙方會通過郵件反復討論。有時一篇文章在正式發(fā)表前,可能會迭代幾十版。
與出生在上海、1980年代初就開始用電腦寫程序的梁建章不同,黃文政在江西景德鎮(zhèn)長大,親戚朋友中許多是居住在中小城市或農村的草根階層,對大眾生活有更直接的體驗,視角“更接地氣”。
“有時候建章在計算一些數據的時候會基于大城市的生活經驗,我會提醒他要考慮不同環(huán)境的差異。一來二去,他自己就會有所察覺,也會據此調整和平衡自己的數據收集來源。有時候我也會提醒他,即便邏輯是對的,但需要考慮生活在不同圈層的大眾有情緒化反應的原因。比如他一直主張放寬移民政策。此前,他會覺得反對者簡直不可理喻,現在他仍會堅持自己的邏輯,但也能慢慢理解,允許外國人獲得永久居留權,加之對‘超國民待遇’的擔憂,會讓部分普通民眾情感上難以接受?!秉S文政告訴《南方人物周刊》。
合作這么多年,黃文政很少看到梁建章有喪氣的時候,無奈還是有的,更多是因為部分公眾對其發(fā)聲動機的曲解。有網友為其扣上“磚家催生”的帽子,甚至解讀為“資本家擔心韭菜不夠割了”。一旦進一步疊加對攜程產品和服務的某些不滿,這種情緒便會更加復雜。
一次,梁建章在與黃文政討論文章撰寫細節(jié),剛提出某個觀點,立馬反應過來,“如果我這樣說,肯定又有人蹦出來說我是為了割韭菜了。”逗得黃文政大笑起來。
“鼓勵生育,就算有效果,也是幾十年后的事情。對企業(yè)家來說,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如果建章是以賺錢為目的,還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業(yè)務,收效豈不更快更大?攜程也在發(fā)力銀發(fā)經濟,老年人有錢有閑,面向老年市場,一樣利潤豐厚。換個角度看,如果聽之任之,未來人口衰減的危機大爆發(fā),富人抵抗風險的能力也遠遠高過普通人。”黃文政說。
變與不變
就在我們采訪前不久,2024年5月底,上海市衛(wèi)健委公布了最新的生育分析數據:2023年上海全市總和生育率(注:總和生育率指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位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為0.6。這一數據甚至低于韓國的0.72,而韓國被認為“可能成為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上海是梁建章的家鄉(xiāng),也是攜程總部所在地。這個數據顯然比他預想的更嚴重,或許也讓他更被刺痛。
過去幾年,在他所能掌控的“王國”內,他一直在做著各種鼓勵生育的嘗試:在計劃生育政策還未放開的2015年,攜程已經開始為員工提供“零”利率的社會撫養(yǎng)費(注:又稱“超生罰款”)貸款;2018年起,攜程又宣布為中高級女性管理者提供凍卵等生育福利,最高享有200萬元的資金支持和7天的帶薪假;2023年起,對入職滿三年的全球員工,不論性別,每新生育一個孩子,將獲得每年1萬元的現金補貼,發(fā)放至孩子滿5周歲為止。
在攜程,因為創(chuàng)始人的支持,至少懷孕的女員工不會像在許多其他互聯網大廠一樣如臨大敵。然而,職場對于女性職員及求職者的性別歧視仍廣泛存在且根深蒂固。梁建章自己也強調,如果政府不為企業(yè)買單,一味地提倡生育只會加深企業(yè)對女性的歧視。他也多次澄清,認同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作出符合自身客觀條件的選擇,自己不是在催生,而是建議政府要出政策讓更多的年輕人想生、能生、敢生。
只是,年輕人買單么?
梁建章的助理Bonnie是90后。我好奇做梁建章的助理六年,她個人的婚戀和生育觀會不會受到影響。Bonnie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也坦承自己觀念改變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對于是否生育的態(tài)度都是“順其自然偏不是很樂觀”,“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身邊人的經歷,都在強化你的先驗認知——生育對于個體來說,常常是件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的事情,而且基于社會層面的正面效應跟個人又有什么關系?但James(注:梁建章英文名)會告訴你,這不僅是關乎社會福祉和責任,孩子對于個人人生意義的豐富也是任何事情都無法替代的。所以還是會再重新斟酌。”
也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點評,“雖然理解他的邏輯,但因為梁建章把生孩子這件事當作一項任務,所以不喜歡他?!边@當然有碎片化傳播的影響,但也實然地反映出部分年輕人對于促進生育政策的反感,認為專家們“迫切的誠摯”背后與當年刷遍街頭巷尾的標語無二,仍然是“只見人口不見人”。這是一種對經濟學家的常見指摘——“經濟學的邏輯總是把人視作資源在做各種數據和模型分析?!?/p>
同為經濟學家,姚洋對此并不陌生,“我們的確不會太考慮年輕人的情感、社會屬性等,那些是社會學者的專業(yè)領域。經濟學家只能從我們自身的專業(yè)領域來提出政策建議。如果什么都說,相當于什么都沒說。政府最終采取什么政策,會綜合聽取各個專業(yè)的學者建言?!?/p>
在姚洋看來,也正是因為涉及不同領域,類似人口這樣的綜合問題的解決過程才異常繁復而曲折?!耙嵴裆剩蛔霰容^大的調整,很難見效。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每個切口都很難。直接發(fā)錢吧,發(fā)少了不夠,發(fā)多了財力又不行。住房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住房,大家連婚都不結了。教育就更不用說了?!?/p>
姚洋和梁建章均主張“取消中考,普及高中教育”,在制度上給孩子減壓,避免毫無必要的重復刷題過早地消磨孩子的創(chuàng)造力??山ㄑ詣偺岢?,便引發(fā)了不少教育領域學者的反對。
“其實任何領域都會有這個問題。我們從外部切入,更多看到的是制度的問題和后果,但內部專家能列舉出一百條理由來反對改革。一個人在自己的領域做久了,思維就容易固化,會被這個領域現有的結構所左右,會不知不覺地為現有的制度安排辯護,強調這套制度形成的背景、合理性、改革的困難程度?!币ρ蟊硎?。
梁建章曾經的同行者中,有些已經轉換了研究志向。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曾于2021年和梁建章共同撰寫《中國人太多了嗎?》。2023年,他在接受《財經》采訪時表示,中國人口政策的調整已經遠遠錯過了最佳時機,“生育是個人意志(的問題),(不是)機器想開關就開關,想擰龍頭就能擰龍頭。一旦觀念轉變,你想放也白放,政策就不起作用,現在的事實不就是這個結果嗎?”
然而,梁建章始終認為,只要觀念轉過來,盡快落實鼓勵生育政策,中國的生育率是可以提高的?!案鶕麌涷?,每增加GDP的1%用于補貼,會使生育率提高約0.1。”而他能做的,就是“花很多力氣去傳播他認為正確的事情”。
2022年12月3日,一篇名為《關于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姚洋、黃益平、張軍、梁建章、管清友、任澤平)》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文中六位經濟學家提出了應把放開經濟活動放在優(yōu)先位置的建議。梁建章是其中唯一的企業(yè)家。該文發(fā)布后四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公布了優(yōu)化落實疫情防控的“新十條”,宣告持續(xù)三年的“大規(guī)模測核酸、憑綠碼出行、集中治療隔離”的防疫生活走向終結。
“現在回看,我們提出的當下,中央應該已經有放開的考慮,但我們并不知曉。”姚洋向《南方人物周刊》回憶道。在他看來,即便有“二十條”的優(yōu)化政策在前,這樣的發(fā)聲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仍是有巨大風險的?!拔覀兤渌麕兹诉€好,除了學者的身份,一無所有。任澤平是發(fā)起者,文章最終在他的公眾號上發(fā)表。梁建章背后還有一個這么大的企業(yè),做的又是直面消費者的業(yè)務,如果因為公開發(fā)聲遭到抵制,公司業(yè)務會嚴重受損。他能站出來,當然有社會責任感使然?!?/p>
加入攜程22年的王韋了解老板的性格,“他在認知上是非常堅定的,除非你能在邏輯上說服他,否則他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改變?!蓖蹴f在攜程擔任高級副總裁,分管政府目的地的合作。
2020年,王韋曾陪同梁建章參與了一場與地方政府領導的會談。后者率先分享了自己對本省旅游產業(yè)發(fā)展的十條規(guī)劃,隨后邀請梁建章談談哪些是雙方可以合作的方向。梁建章沒有馬上回答,猶豫了一會兒,提出了一條與上述規(guī)劃完全不相干的建議。話音剛落,氣氛一下子變得有些尷尬,對方秘書長也在向王韋使眼色。
事后,那位“沒被接招”的地方領導最終還是采納了梁建章的建議,在后者提出的方向上做了大量的投入和探索,如今已有了不錯的成效。不過,王韋還是會常常提醒梁建章,這類場合總有更圓融的做法,比如可以先有所回應,后續(xù)再加以引導,繼續(xù)磨合細節(jié)?!罢推髽I(yè)所處的位置不同,要考慮的方面可能更多,有時候在企業(yè)看來很容易決策的事情,到了政府層面就會遇到一些難點和痛點,但只要大家方向是一致的,無非就是細節(jié)上如何處理?!?/p>
在王韋看來,學者和企業(yè)家在梁建章身上并沒有明顯的切換,內里始終是對數據的敏感和對邏輯的嚴苛。兩種身份之于他,都是不斷理解和深度參與社會進程的路徑。
這個過程中,他在變,比如在與政府的溝通中,他也漸漸學會消化差異,然后找到合適的切入點,把話題拉到同一個平面;比如在新書《創(chuàng)新主義》中,他開始超越經濟視角,從哲學層面探討生育和創(chuàng)新之于個體的意義;他也沒變,堅持在該量化的問題上絕不含糊,拒絕曲線表達,“假如我算出每人每月應該發(fā)3000元,我不會說先發(fā)1000元行不行?!?/p>
姚洋覺得馬克斯·韋伯的一句話很適合梁建章——“學術作為一種志業(yè)”?!叭绻x博士只是為了一份職業(yè)體驗,做研究,然后站得遠遠的,如果是這樣,攜程那么大,還不夠么?選擇做關心公共事務的學者,就需要理解這個社會,了解社會的主流,某種程度上遵循社會主流的流向,但又不失策略地影響其流變,這當然是一種能力的磨練?!?/p>
而在這條身份交融的賽道上,無論外界投以何種詮釋,“優(yōu)勢”還是“原罪”,“遮蔽”還是“沖破”,至今梁建章仍是唯一的選手。
度過最初的慢熱,我們的采訪漸入佳境。距離約定采訪結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來分鐘,助理幾次按下下場業(yè)務會議的催促鍵。最終,梁建章起身,微笑,握手感謝,然后走過一個又一個“目的地”,消失在走廊盡頭。
AI的出現讓創(chuàng)新成為哲學問題——對話梁建章
智能時代,人類必須掌握創(chuàng)新的方向盤和最終決策權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新書書名是“創(chuàng)新主義”,你個人對創(chuàng)新最大的焦慮體現在哪里?
梁建章:創(chuàng)新不能靠焦慮,對不對?無論是個人、企業(yè)還是國家,創(chuàng)新都是核心競爭力,但也沒什么好焦慮的,就是盡量地去跟,跟上技術和產業(yè)的變化趨勢。我們這樣的大企業(yè),像個小社會,創(chuàng)新不可能完全自上而下,而是要營造鼓勵創(chuàng)新的氛圍和機制,這樣各個部門的員工才能有條件和動力去嘗試微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好了,自然會有一些好東西冒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這兩年對你沖擊最大的技術創(chuàng)新是AI么?
梁建章:是。不過從實際運用來看,當前大家可能對它存有過高的估計。此前,互聯網搜索引擎,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出現不久,便涌現出了很多現象級應用,但這輪AI熱潮至今都沒有孵化出一個足以匹敵移動互聯網數量級的應用。
AI對我最大的震撼還是來自哲學層面。它證實了人類大腦并不特殊,計算機神經網絡完全可以模擬和取代人腦,長遠看這已經是一個確定的結論,實現只是時間問題。既然AI已經對人類的自我認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人類現在就必須作出選擇,哪些事情可以交由AI做,哪些不能。
對人類來說,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概念,也應當是智能時代人類生命意義的重要組成。如果把創(chuàng)新也讓渡給機器來做,人的特性很可能面臨被替代甚至消亡的風險。所以,人類必須掌握創(chuàng)新的方向盤和最終決策權。
提出正確的問題比找到具體的解決方案更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這也是你提倡教育改革的出發(fā)點之一。
梁建章:對。當前我們還會有一些專業(yè)技能性工作,賺錢也不少,但未來很可能都會被替代掉,人類的價值就在于能解決一些機器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人類未來只剩下創(chuàng)新這塊自留地,就需要以創(chuàng)新為原點來改革整個教育體系。雖然教育要以創(chuàng)新為導向是個老話題,但人工智能的出現讓教育不變不可。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一個七歲的女兒,AI帶來的這些變化會如何影響你的教育觀?
梁建章:雖然創(chuàng)新宏觀上看應該由人來做,但其中某些步驟可由AI代為執(zhí)行。機器可以模擬人,但它并不是人。智能時代的這種分工意味著,提出正確的問題會比找到具體的解決方案更重要。前者要求我們對人類群體自身有更深刻的理解,能掌握不同領域的知識并將其連結。這就很像創(chuàng)業(yè),最關鍵是找到你要解決的問題,想明白這個東西為什么有用,是不是一個能解決人性需求的事情,怎么賺錢。
當下,從事創(chuàng)新的群體可能只占社會總體的個位數,再過一代人,可能會到10%-20%。雖然直接參與創(chuàng)新的依然是小部分人,但這個比例會越來越高。自動化的發(fā)展使部分工作需要的人力投入減少,更多的人力就可以用來創(chuàng)新,推動社會更加富裕。當然,這也對人的整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南方人物周刊:AI對社會的塑造相較于移動互聯網,有哪些不同?
梁建章:移動互聯網能幫助二十多歲的人去顛覆五十多歲的。AI則倒過來。有了AI的協助,五十歲的人可能不再需要二十來歲的助理。所以,AI工具不僅對于較初級階段的專業(yè)性及創(chuàng)新性工作有替代作用,也更加放大了更高級別的研發(fā)人員、創(chuàng)意人員、企業(yè)家等的能力,這對于年輕人的發(fā)展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長期來說,也不會一直是這個趨勢。
另一個影響是,年輕人的受教育周期被拉長。直到現在,大學生實習還比較普遍,不僅能有一些收入,也能提前接受一些職業(yè)技能培訓,未來這部分工作可能也被AI替代了,學生就不得不繼續(xù)提升學歷,擴充知識面。
現在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不能算“差”,更難的是“20后”創(chuàng)業(yè)時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人口分析角度和框架的局限性?
梁建章:在一些不存在規(guī)模效應或者存在規(guī)模負效應的行業(yè),人口多的國家和人口少的國家可能差不多。人口規(guī)模也不是影響創(chuàng)新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文化傳統(tǒng)、制度、政策等也非常重要。
短期波動當然會有,不過長遠看,人口肯定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缺乏移民的國家。中國GDP同比增速從超10%(注:2007年為11.4%)到5%左右(注:2024年一季度為5.3%),下這么大一個臺階,跟人口結構的變化是有很大關系的。
人口結構越年輕的國家越具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相反,當年齡結構呈現年長者多、年輕人少的倒金字塔形時,員工必須等待更長時間才能晉升到高級職位,無法在年輕時就得到成為企業(yè)家所需要的鍛煉和積累。當他們最終獲得晉升時,既便獲得了成為企業(yè)家所必需的技能、資金以及社會影響力,那時他們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人,錯過了創(chuàng)業(yè)的黃金窗口。這種阻擋效應會極大損害年輕人的創(chuàng)業(yè)活力,年輕人的機會少了,會使得整個經濟缺乏活力,需求和投資低迷。
南方人物周刊:攜程創(chuàng)立于1999年,那年你30歲。許多年輕人會認為比起過去,現在創(chuàng)業(yè)越來越難,掙錢越來越難。你能感知到這種變化么?
梁建章:現在也不能算“差”。當下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年輕群體的數量還相當龐大。中國相對美國的弱項就是對外開放的程度弱了些,沒有太多對外的深度交流。外國人到中國來的移民網絡也不太暢通。這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
相比現在,早年間確實上升空間更大,但這也是因為那時候起點低,又處于時代紅利期。實際上直到前幾年,這波紅利都還在。目前總體人口在下降,經濟增長在放緩,創(chuàng)業(yè)確實會越來越難。創(chuàng)業(yè)機遇也常常可遇不可求。移動互聯網就是特別適合創(chuàng)業(yè)的技術,屬于千年難得一遇的機會。如果把AI看作是模擬人的能力,那移動互聯網就是“千里眼順風耳”,是超人的能力。目前,完全自動駕駛還沒實現,機器人端盤子也還不成,這些反而需要更長的時間。
要說真正的“難”應該是“20后”出來創(chuàng)業(yè)時。那時,中國的年輕人已經少了太多太多。
地緣政治風險很難預測
南方人物周刊:包括攜程在內,很多中國企業(yè)都在積極地國際化,但阻力也前所未有,比如TikTok就面臨“不賣就禁”。國內巨頭要成長為世界級企業(yè),如何跨過溝壑?
梁建章:出海的必要性也跟人口有關。國內市場增長放緩,但國外人口還很年輕,部分市場的需求還很旺盛,很有發(fā)展前景,所以中國企業(yè)不得不走出去。攜程的策略還是一步步來。以中國為原點,慢慢往外擴,先從東南亞、東北亞開始,再到整個亞洲,最后是歐美。這樣政治風險也會稍微低一些。但總體上,旅游產業(yè)國際化過程中的政治風險相對低一點。
南方人物周刊:有遇到過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么?
梁建章:目前還沒有,我覺得(攜程)大部分商品都還是可以(做國際化的)。美國可能是個極端。無論是旅游,還是新能源,都是互惠互利的,所以除了個別國家外,空間還是很廣泛的。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是全球“選舉大年”,如何把控不確定性?
梁建章:目前我們還是以中國為核心在逐步推進國際化。出境游主打中國人服務中國人,我們的全球主要目的地已經覆蓋了歐洲,但目前還是離中國越近,國人去得越頻繁。在亞洲,中國也是個主要目的地,也在推入境游等等。其他的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很難預測,也很難控制。當然,中國如果在外交上能跟更多的國家保持好的關系,或者中立的關系,或者更好的關系,對中國企業(yè)出海肯定是有幫助的。
“人總要留下些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你覺得與三四十歲時相比,自己變化大么?很多人會用“多面”來形容你。
梁建章:“面”總得一個一個地攢。我是三十多歲去念的經濟學博士。念博士前,我主要是一個理工男,當然企業(yè)做得很不錯。40歲以后就一直在關注人口經濟問題,這也算是我的第二面。AI出來后,我開始更關心人文和哲學方面,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哲學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企業(yè)家以做一個基業(yè)長青的百年企業(yè)為人生目標,這對你似乎并不夠?
梁建章:對,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創(chuàng)新和傳承,二者是一體兩面。你還是要留下些東西。無論是做企業(yè)還是做學者,都是為社會留下正面的遺產,我正好兩方面都希望能有。
南方人物周刊:未來還會有哪些“面”?
梁建章:可能會從經濟層面向哲學層面做些跨越。國際化方面,我希望在業(yè)態(tài)上有更多的創(chuàng)新。過去,我們有些創(chuàng)新并不成功,但我會繼續(xù)做一些嘗試。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方向,希望對她的教育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說不定幾年后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南方人物周刊:作為一個經常成功的人,你如何看待失敗?
梁建章:外界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我當然也會有一些小的失敗。比如同樣做五個項目,別人可能成功一個,我作為董事長,可能想法更好一點,或者執(zhí)行力更強一點,能成功兩三個。失敗的話,有的成本會比較高,有的成本就沒那么高。失敗就失敗了,失敗就把精力放到其他地方去。我對于失敗的印象通常不太深,很快就朝著下一個方向去努力了。其實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不用太想它,因為過去的事都不是創(chuàng)新,未來才是真正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