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伯德 圖/沈煜
2023年5月，電影《奧本海默》全球公映的兩個月前，凱·伯德被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邀請到好萊塢。到達洛杉磯的第二天上午10點，諾蘭把他帶進一家IMAX影廳，里面空無一人。諾蘭讓他坐在影院正中的座位——那是諾蘭的專座，然后悄然離開，讓伯德不受打攪地獨自觀賞。
“當時，我情感上受到的沖擊很大。我一邊看，一邊想起馬丁，如果他也坐在這里，會有怎么樣的感受?！瘪R丁·舍溫是伯德撰寫人物傳記《奧本海默傳》的合著作者，他自1980年起為該書進行地毯式采訪、調(diào)查、資料收集，耗盡20年光陰。2021年當伯德和諾蘭首次就電影改編會面的兩周后，85歲的舍溫因病去世。
電影放映結(jié)束后，伯德向走廊盡頭的諾蘭走過去，給了他一個擁抱，輕聲說：“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我希望它能拿到奧斯卡獎！”
2023年7月15日，美國紐約，導演諾蘭（左）和凱·伯德出席電影《奧本海默》放映活動 圖/視覺中國
2023年12月底一個濕冷的下午，在上海的中信大方，伯德向《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回憶起18年里三次流產(chǎn)的電影改編、與諾蘭合作的始末，以及對老友、搭檔舍溫的懷念。
人物傳記之外，伯德的研究專長是原子彈爆炸、美國-中東政治問題。自4歲起，他就跟隨當外交官的父親，輾轉(zhuǎn)于耶路撒冷、特拉維夫、沙特、開羅、黎巴嫩等中東國家和城市，童年充斥著槍聲、爆炸聲和鐵絲網(wǎng)。20年的戰(zhàn)火親歷，使得他對戰(zhàn)爭、沖突、地緣政治問題異常敏感，為人類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卻始終抱有明亮的心態(tài)。他認為人類是可能有更好的和解方案的。
面朝窗外陰綿的冬雨，我們進行了一場關于核武、冷戰(zhàn)和歷史可能性的碰撞式交流。
《奧本海默傳》，中信出版集團
奧本海默太天真了嗎？
南方人物周刊：原著里所展示的奧本海默和其他人物，都有極其復雜多面的個性，你認為電影呈現(xiàn)了角色的這種內(nèi)在豐富性了嗎？
伯德：是的，我認為電影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尤其是扮演奧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他把握了這個人物的那種內(nèi)在緊張感，你知道，奧本海默個性非常強烈、充滿能量。我認為墨菲也把握住了他的嗓音、他說話的方式。你知道奧本海默是非常雄辯的一個人，他能夠隨時上臺做演講，他是自我訓練過的，不需要任何提綱就能即興演講，而且他的嗓音具有一種魔力。我認為墨菲把握了他嗓音里的某種精神特質(zhì)。
導演諾蘭（右）與飾演奧本海默的演員基里安·墨菲在拍攝現(xiàn)場
南方人物周刊：諾蘭和墨菲確實做得很棒。但作為原著作者，通常心中標準會高于一般普通讀者和觀眾。坦率地說，你是否覺得還有些部分可以有更好的提升呢？
伯德：正如你說的，電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當然，電影沒法面面俱到，譬如沒有涉及他的童年，他所享受的特權(quán)，以及他在1954年聽證審判之后的人生等。你不能從電影里得知那一部分，那也是故事里有趣的部分。你知道一部電影沒法涵蓋所有，否則它時長可能會是24個小時。
當你寫傳記時，你不得不對材料做取舍。電影創(chuàng)作者則要做更艱難的選擇。在我看來，諾蘭在選擇把故事的哪些部分放入電影時是非常有智慧的。整部電影聚焦在兩件事上：一是原子能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制造原子彈的勝利，奧本海默取得了勝利；另一個是“二戰(zhàn)”結(jié)束9年后他個人的遭遇，他接受安全聽證會并被剝奪安全許可證，隨后聽證會的作證內(nèi)容被人泄露給《紐約時報》，他被公開地羞辱、被毀掉了作為公眾人物的聲名。所以，這個故事的核心部分是奧本海默的勝利和之后的命運墜落，那就是書的重心。
諾蘭很清楚必須把這兩個層面的故事放進電影里。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聽證會。
《奧本海默》劇照
南方人物周刊：電影最終推出的時機很好——某種意義上我們現(xiàn)在身處的這個世界和奧本海默的時代越來越接近了。奧本海默尤其推崇另一位世界級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在“二戰(zhàn)”末期提出的“開放世界”理念。玻爾在科學界最早提出國際核技術(shù)透明和核武器管控的想法，認為這會讓世界在戰(zhàn)后避免軍備競賽。奧本海默在“二戰(zhàn)”后孜孜不倦、竭盡所有地推廣玻爾的理念，并試圖影響美國政府的公共和外交政策。說實話，你認為歷史真有可能朝他們倆希望的方向走去嗎？
伯德：你是問歷史會有可能不同？會的。你知道玻爾在1943年給奧本海默帶來了一個啟示——如何思考核武器帶來的問題。當時，玻爾剛剛從歐洲逃離了納粹的追捕，英國人護送他到美國后，他就來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實驗基地，見到奧本海默后他提的第一個問題是：“羅伯特，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它真的足夠大嗎？”他的意思是問，這個原子彈的威力足夠大到可以結(jié)束所有的人類戰(zhàn)爭嗎？
這個問題使得奧本海默繼續(xù)專注于原子彈的研發(fā)上。因為當時納粹德國已經(jīng)明顯在戰(zhàn)場上被打敗了，而且他們也沒能造出原子彈來。但玻爾提出的問題，讓奧本海默開始思考一個新問題。
事實上，早在1939年，物理學界幾乎人人都知道原子彈在理論上可行，奧本海默說過物理學在“二戰(zhàn)”期間沒有新發(fā)現(xiàn)。但人們都不在意原子彈到底有多么可怕和危險，直到原子彈被投入到戰(zhàn)場，他們才真正理解它的巨大威脅。如果它的威力在“二戰(zhàn)”中沒有被展示出來，那下一次戰(zhàn)爭將會在兩個都擁有核武器的敵對國家之間發(fā)生，那將是如《啟示錄》預言的恐怖場景——上百萬人會因此喪生。所以，玻爾說服了奧本海默繼續(xù)專注于原子彈的研發(fā)工作。
到戰(zhàn)后，奧本海默就用玻爾的“開放世界”理念去說服各國的政治家、科學家，并向他們的同胞解釋為什么我們必須管控核武器，禁止使用和研發(fā)，而把原子能技術(shù)的應用限制在對人類有益的領域，譬如能源開發(fā)、醫(yī)療研究上。
但是，沒有人聽他講這些。你是聽進去了，所以你會問歷史有沒有可能不同。我認為是有可能的，我們可以選擇不造出這么多核武器。美國人本可以去和俄國人談判：聽著，讓我們一起約定不要再制造更多這些東西，我們會銷毀我們已經(jīng)擁有的核武器，也會禁止你們制造，讓我們一起來讓核武器的使用成為非法，就像化學武器在“一戰(zhàn)”后被國際法宣布為非法一樣。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美蘇對抗變得非常激烈，雙方都認為他們需要掌握強大的軍事武器來防御對方。我是想問，奧本海默和玻爾這樣的科學家對人類、人性會不會過于樂觀了？
伯德：是的，我理解人們會說這種想法過于天真了，他們會說美蘇之間，這樣的（共識）永遠不可能達成。但你也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目前為止已從原子彈時代幸存下來，自廣島、長崎之后，人類再沒有使用過核武器?，F(xiàn)在78年過去了,也許核威懾確實起了作用。但從另一方面，78年也不過是時間長河里的一滴水而已。故事還沒有結(jié)束，我們?nèi)栽谂W習該如何與原子彈共存，它依然是巨大的威脅。故事依然有可能以非常糟的方式結(jié)束，譬如偶然事件的爆發(fā)，包括偶然爆發(fā)的戰(zhàn)爭，手提箱式核彈、臟彈（放射性炸彈，一種大范圍傳播放射性物質(zhì)的武器）的威脅。
你看看現(xiàn)在的烏克蘭，再看看中東的加沙和以色列正在進行的可怕戰(zhàn)爭，你就知道是有這種潛在可能的。我們?nèi)祟惿瞄L自相殘殺并卷入戰(zhàn)爭。所以，我認為奧本海默在這一點上是非常理性的——核武器的使用必須被宣布為非法。如果人類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須擺脫這個威脅。如果我們今天不禁止，明天或明年的某天，100年或500年后的某天，它們就會被使用。
1954年4月，奧本海默出席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安全聽證會 圖/視覺中國
“歷史不總是有選擇，但仍有一些人類可以做出的選擇”
南方人物周刊：奧本海默在1946年主筆了歷史上第一份國際核武器管制方案，即《艾奇遜-利連索爾報告》，但是它沒有被杜魯門政府采納。如果杜魯門政府在1946年接受了奧本海默的方案，并在聯(lián)合國會議上倡導、推廣，之后的冷戰(zhàn)和美蘇軍備競賽有可能避免嗎？
伯德：我確實認為有可能我們會走一條不同的歷史道路。
南方人物周刊：你認為如果美國有誠意，蘇聯(lián)會給出積極正面的回應？
伯德：為什么不呢？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即美蘇冷戰(zhàn)的本質(zhì)是什么？你知道到1945、1946年，美國人在“二戰(zhàn)”中取得了勝利，盟友俄國也是如此，對吧？回到奧本海默，他擔心如果美國人不告訴俄國人關于原子彈的事，包括其技術(shù)進展，俄國人會擔憂，尤其是看到美國戰(zhàn)后那種情緒高漲的勁。所以，奧本海默提出我們應該主動告知俄國人，并承諾放棄我們所擁有的核武器，相應地，你也承諾也不發(fā)展這些武器。
所以，爭論基本上可以歸結(jié)為：你認為斯大林和蘇聯(lián)在1945-1947年的意圖是什么。當時，俄國剛剛與納粹德國打了一場可怕的戰(zhàn)爭，他們損失了2000萬人。所以你相信斯大林是打算對西方發(fā)動戰(zhàn)爭嗎？還是他更多出于防御方面的考慮？
有許多研究冷戰(zhàn)的歷史學家認為：俄國當時對美國沒有威脅。這包括奧本海默的朋友、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他是蘇聯(lián)問題專家，當過駐莫斯科大使，是他一手炮制了冷戰(zhàn)初期的“遏制戰(zhàn)略”。但他辯稱：蘇聯(lián)對美國沒有威脅，是的，蘇聯(lián)的體制與我們的不同，但他認為蘇聯(lián)會走和平發(fā)展的方向。因此，他認為美蘇之間不需要有軍事對抗，美國在經(jīng)濟上與俄國人和平競爭，但不會是軍事對抗。
如果當時美國政府聽從了奧本海默的建議，我們本來是可以有不同方向的。這就是我的論點。但這都是你無法確定的事，因為它沒有發(fā)生。但另一方面，歷史最后發(fā)生了什么？冷戰(zhàn)，危險的冷戰(zhàn)和軍備競賽，
僅僅因為歷史上發(fā)生了一些事情，并不意味著它必然會發(fā)生，這不是必然的。是的，歷史不總是有選擇，但仍有一些人類可以做出的選擇，是政治家、領袖們做出選擇。發(fā)生在1946年的事，開啟了此后長達30年非常危險的冷戰(zhàn)。
我們本來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奧本海默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象征。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需要從奧本海默悲劇中吸取的教訓之一。如果一開始，我們把事情看得更明亮一些，也許歷史會完全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有人說今天世界進入了所謂的“新冷戰(zhàn)”時代，或者叫“冷和平”時代。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伯德：你知道，我們其實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現(xiàn)在變得很小。你做不到把自己封閉起來，特別是在一個擁有數(shù)字革命、計算機等各種高科技的世界里，你不可能把信息封鎖在某個角落里，這很荒謬！國家之間存在國界，但信息流動沒有真正的邊界。
我們看看窗外的這個中國，一個現(xiàn)代化的大國，擁有龐大的產(chǎn)業(yè)、對外貿(mào)易。我認為不同國家之間需要交流，我希望看到我的書被中國讀者閱讀，美國人需要進行更多旅行，多多了解中國、印度和俄羅斯。
所以，說今天中美、美俄存在所謂“冷戰(zhàn)”或“冷和平”，是非常短視的。譬如說到對核武器的管控，我認為中美俄三國達成一致意見是可行的。在轟炸廣島后的第54個月，奧本海默在費城發(fā)表過一個演講。當時，這位“原子彈之父”、制造出這個“小男孩”的人說：核武器是用來侵略的武器，不是用來防衛(wèi)的；它也是用于恐怖主義的武器，使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恐怖。因為它的威力太大了，無法用在戰(zhàn)場上，除非你唯一的目標就是毀滅整座城市。
1960年，奧本海默（左二）和妻子訪問日本 圖/視覺中國
奧本海默那一年還做了一個預言。他在演講中說：你可能會認為核武器的開發(fā)成本非常高，因為美國花了20億美元；你也可能會認為有關這些武器的技術(shù)是機密，但這里其實沒有多少秘密，物理學家們已經(jīng)知道該怎么做了。所以，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多么貧窮，如果決心制造核武器，將來都能夠制造出來。就這樣，他預言了我們現(xiàn)在所生活的世界。
奧本海默早在1945年就明白了核擴散的危險，以及即使是窮國也最終能制造出這些武器。所以，除非我們做點什么，否則核擴散就真會發(fā)生。
南方人物周刊：為了避免奧本海默的悲劇和冷戰(zhàn)再次發(fā)生，普通公眾能做些什么呢？
伯德：我們需要鼓勵普通公眾更多了解原子能時代的歷史和潛在的危險。我們現(xiàn)在變得太滿不在乎了，在與核彈一起共存了78年之后，大多數(shù)人都不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鼓勵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多讀歷史、多讀傳記。也許這會鼓勵他們向政治家們施加影響，告訴他們：我們不想要戰(zhàn)爭，不想使用核武器，我們不想把原子彈作為威脅。
一個影響了所有科學家的創(chuàng)傷
南方人物周刊：其實，奧本海默的故事也并非孤例，他代表了當時一個群體的道德處境，包括最早建議美國政府上原子彈項目的愛因斯坦、利奧·西拉德，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多數(shù)科學家。起初，他們都認為自己在為結(jié)束戰(zhàn)爭做正確選擇，投身其中并感到驕傲。然而，當原子彈制造出來、帶來可怕后果時，他們都背負上不同程度的良心債，奧本海默則是其中背負最重的。
說到科技發(fā)展和人類，我們該如何看待科學、良心和責任之間的關系？
伯德：你知道，科學家是有責任的，因為是他們使得這些事情發(fā)生，他們制造出原子彈，或發(fā)明了人工智能技術(shù)。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對自己制造出來的東西負起責任。今天從事AI開發(fā)的科學家中，有很多人引用OpenAI CEO山姆·奧特曼的一句話：“這又是一個奧本海默時刻?！彼囊馑际钦f這是我們科學家需要停下來的時刻。
那就想一想奧本海默對核武器所做的：我們停下來，思考我們作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在使用這些技術(shù)方面要做的道德選擇。AI可能會帶來很多很大的好處，它會讓我們的生活更輕松、更有效率。但我們也很清楚，它會侵犯我們的隱私，這很危險。它對媒體可能也構(gòu)成威脅，包括假新聞、虛假事實、幻覺。所以，我們需要在技術(shù)的四周設置護欄，需要真正了解這項技術(shù)及其影響的科學家來幫助、指導我們就AI應用進行公共討論。
我們?nèi)缃裆钤谝粋€被高科技應用包圍的世界里，但普通大眾對科技及其過程不了解，而且對科學家不信任，這使得人們更加難以理解人類要做的選擇。我們需要科學家向公眾解釋技術(shù)的可能性、危險和好處。但是，現(xiàn)在缺少很好的公共討論。
這很奇怪，美國擁有那么多杰出的科學家，卻沒有受人尊敬的科學家來給公眾以指導和建議。美國為什么變成這樣？原因之一就是奧本海默在1954年所遭遇的——他在“袋鼠法庭”(指“不公正的非法法庭”)上被公開羞辱。這向整整一代美國科學家發(fā)出一個信息——呵呵，你得小心點，最好待在你狹小的專業(yè)領域內(nèi)，不要妄想進入公共領域來談論政治和政策，否則你就有可能被毀掉。
南方人物周刊: 在我們的時代，其實是有來自科技界的具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明星，像埃隆·馬斯克、山姆·奧特曼。但與奧本海默很不同的一點，他們是所謂的“科創(chuàng)家”，是企業(yè)家和科學家的結(jié)合體，在自己的領域里擁有巨大的商業(yè)利益，這讓我們無法完全信任他們。
伯德：是的，奧本海默不是企業(yè)家。所以我們還是需要純粹的科學家。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要知道，馬斯克算是某種科學家，但他更是一個企業(yè)家，我們很難信任埃隆·馬斯克。所以，現(xiàn)在我們的處境可能更危險了。
1945年7月，奧本海默與格羅夫斯（右）在阿拉莫戈多沙漠查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后留下的鋼塔底座 圖/視覺中國
南方人物周刊：在冷戰(zhàn)開啟的這段歷史中有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奧本海默和愛德華·泰勒的個人恩怨。兩人都是深刻影響過美國歷史的物理學家，一個是“原子彈之父”，一個是“氫彈之父”。兩人最初是同事、朋友，后來關系惡化，到1954年泰勒的出庭作證，對奧本海默的事業(yè)人生造成最致命的一擊。
他們代表了對軍控、冷戰(zhàn)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我發(fā)現(xiàn)這與他們各自的背景有很大的相關性：奧本海默是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二代，年輕時左傾，所以對蘇聯(lián)抱有同情；而泰勒是來自布達佩斯的猶太裔，少年時經(jīng)歷過社會震蕩，所以他既反法西斯又反蘇。你怎么看待科學家與政治的關系？
伯德：是的。他們最初是同事。我個人非常尊敬泰勒作為科學家的能力。這兩個人的自我都很強大，而泰勒是性格特別傲慢的一個人，他很難相處，也很難合作。你在書和電影中會看到“曼哈頓計劃”時期，泰勒不愿意與其他同事一起工作，甚至在他們研制原子彈之前就想研究氫彈。
此外，他的政治立場也和奧本海默不同，這與他的少年經(jīng)歷有關。而奧本海默來自紐約富商家庭，是世俗化的猶裔。在1930年代的伯克利，他遇到了他的摯愛簡·塔特洛克。簡是加州共產(chǎn)黨員，在政治上很活躍，在她的影響和鼓勵下，奧本海默開始關注美國大蕭條時代的政治、社會和公平正義問題，成了左派。
馬丁和我列出了所有證據(jù)，特別是查看了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長達七千多頁的奧本海默檔案，最終我們認為所有證據(jù)都指向他是粉紅色，他從沒有入過黨，但支持、資助了共產(chǎn)黨的一些事業(yè)，包括反種族隔離、工會和工人運動，而且他非常擔心1930年代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崛起。這是他的政治立場，也是他制造原子彈的動力所在——他渴望為“二戰(zhàn)”做出貢獻、幫助擊敗希特勒，他很擔心德國會搶先制造出來。
到1953、1954年全面冷戰(zhàn)，麥卡錫主義和“獵巫”行動在美國到達頂峰，奧本海默的眾多政敵就利用他的這段歷史來對付他。所以，當泰勒在聽證會上做出對奧本海默不利的證詞，這被視為一種個人的背叛。你知道，泰勒只是對奧本海默感到不滿，對他反對制造氫彈有不信任感。而泰勒是氫彈的倡導者，尤其是當1949年俄國人首次試爆原子彈后，他提出：美國需要制造出威力更大、更具毀滅性的炸彈。而奧本海默覺得這太荒謬了，我們已經(jīng)擁有原子彈了，氫彈的出現(xiàn)只能使人類的前景更加糟糕。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奧本海默對美國科學家群體的影響很大，多數(shù)人都認同他的核管控觀點。
伯德：是的，我認為泰勒因此對奧本海默心懷怨恨，并且想影響整個科學家群體。你知道情況就這么復雜，他們都不喜歡對方，彼此有競爭，政治立場不同，這一切都促成了泰勒決定在1954年的安全聽證會上指控奧本海默，說他不值得信任。聽證會后，泰勒活了下來，在他創(chuàng)辦的、著名的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里工作，造出了氫彈，長期擔任美國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一直到里根時代，還被授予費米獎，事業(yè)可謂興旺發(fā)達。
而奧本海默在1954年就被毀掉了，成為一個帶著傷口的悲劇人物。
我希望鼓勵他們談論這段歷史
南方人物周刊：自廣島原子彈爆炸后，奧本海默背負上巨大的良心債。但是，人們對這段歷史也有不同看法。不少人認為，這次核轟炸使得日本迅速投降，走上了去軍國主義的道路。如此來看，原子彈帶來的結(jié)果似乎也很復雜，奧本海默個人是不是為之背負太多？
伯德：這也是部分事實。然后，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日本人輸?shù)魬?zhàn)爭是因為原子彈嗎？我會說不。
關于日本投降，有一個最需要了解的事實：到1945年夏，日本在軍事上已被打敗了。1970年代，人們發(fā)現(xiàn)了哈里·杜魯門寫于1945年的私人日記。在7月18日這天，他說今天收到了日本天皇要求和平的電報。他實際指的，是美國情報部門截獲并破譯了日本天皇發(fā)給駐莫斯科大使的電報：他說戰(zhàn)爭結(jié)束了，和平的唯一障礙是需要讓美國人同意保留天皇的地位，他不希望自己作為戰(zhàn)犯被送上法庭。所以杜魯門明白：日本投降的唯一障礙是天皇的統(tǒng)治是否繼續(xù)存留。
所以，當時美國白宮、國務院和戰(zhàn)爭部進行了一場內(nèi)部辯論：我們是否應該給日本一個保證？我們是否應修改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條款，讓天皇制度保留下來？當時是有人建議總統(tǒng)修改條款的。但杜魯門什么都沒做。
在美國化學學會展覽上，奧本海默（左一）介紹一張美軍在日本投放原子彈時的爆炸照片 圖/視覺中國
然后，俄國人在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zhàn)。這對日本是一場災難，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在兩條戰(zhàn)線上作戰(zhàn)。日本人更害怕俄國人，不希望俄軍占領日本，所以這才是促成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投放在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當時日本很多城市已經(jīng)被大空襲摧毀了，如1945年春的東京大轟炸。
另外，每個政治家都是根據(jù)很多因素做出決策。杜魯門是意外成為總統(tǒng)的，當他成為總統(tǒng)時，他對原子彈一無所知，卻要在上任幾個月后就做出這些重大決定。他的一位顧問告訴他：不要修改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條款，不要給日本天皇做任何保證，因為這會讓你看上去軟弱。當時在國內(nèi)政治上，杜魯門要刻意扮演一個強勢的形象；此外，既然我們擁有這種新武器，就應該使用它，展示出它的強大威力，這會向俄國人發(fā)出信息，使得我們在戰(zhàn)后更容易對付他們一些，因為他們會害怕我們手中的原子彈。
凱·伯德 圖/沈煜
南方人物周刊：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就這么發(fā)生了。
伯德：是的，這確實是一個悲劇。所以，這部電影確實有教育人心的意義。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有這么多年輕人會去看這部電影，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要知道今天大多數(shù)年輕人不知道奧本海默是誰，即使聽說過，也頂多以為是一個與原子彈有關的過往人物罷了。
但是，從這部電影里，他們知道了他整個人生故事。我希望這會鼓勵他們?nèi)ビ懻撨@段歷史，也許會去讀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