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日，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參觀哭墻，以紀念以色列第37屆政府的宣誓就職。他在縫隙中放了一張祈禱紙條（視覺中國/圖）
2023年10月7日，事實控制加沙地區(qū)的哈馬斯（Hamas）突然發(fā)動針對以色列領土的大規(guī)模無差別襲擊“阿克薩洪水”（Operation Al-Aqsa Flood），一貫占據巴以乃至猶太-阿拉伯沖突絕對主動地位、安全感爆棚的以色列被打得措手不及，短短幾小時的襲擊導致以色列軍民死亡1400多人，被劫持至少155人。以色列隨后發(fā)動的空襲、炮擊和封鎖等報復雖令加沙付出近3000人死亡的代價，但哈馬斯武裝業(yè)已偃旗息鼓，以色列的報復日益遭致國際間強烈反應，極大削弱了以色列“恐怖襲擊受害者”的形象。不僅如此，“阿克薩洪水”所造成的傷亡、損失和挫敗感，也是以色列自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
有分析家認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一貫標榜“將為以色列人帶來最大安全系數”的“司法改革”，對以色列此次被哈馬斯突入本土“打了一悶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內塔尼亞胡本人及其鐵桿支持者仍堅稱，“司法改革”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那么，什么是“內塔尼亞胡的司法改革”？它究竟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還是“拆家怪獸”？
2023年10月10日，在加沙城拍攝的向以色列發(fā)射的火箭彈（新華社/圖）
什么是“內塔尼亞胡的司法改革”
內塔尼亞胡因其極端保守、強硬立場，在以色列政壇和國際社會始終是個極富爭議的角色。幾次在選舉后下臺的他憑借以色列選舉制度和議會構成的特殊性，靠拉攏幾個比其所屬利庫德集團（Likud Party）更“右”的猶太小黨和原教旨黨派，一再翻盤成功并重新組閣，但相對獨立的以色列司法系統(tǒng)卻對其構成了較反對黨更持續(xù)的威脅：2022年11月重返總理寶座的他，仍不得不面對司法系統(tǒng)至少3項刑事指控，罪名包括貪腐、濫權，等等。
為一勞永逸削弱司法系統(tǒng)掣肘行政權力的能力，確保自己執(zhí)政的權威和持續(xù)性，早在其上一次執(zhí)政期間，內塔尼亞胡就曾提出“司法改革”，此次上臺后更將其系統(tǒng)化、理論化并訴諸行動。
2023年1月，內塔尼亞胡提出“針對以色列司法系統(tǒng)和權力平衡改革的五項措施”，包括改變法官遴選方式；改革政府部委法律顧問性質；《基本法》審查權變更；賦予議會拒絕最高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廢除以色列法院以“不合理”為由干涉行政機構行政決定的法律依據；取消最高法院審查和否決政府行政命令的權力，規(guī)定只要議會簡單多數就可推翻這一否決。
這些措施對于司法系統(tǒng)而言可以說殺傷力巨大，以改變法官遴選方式為例：現有司法推選委員會9名成員包括3名最高法院法官、兩名律師協(xié)會代表、兩名議員和兩名部長，所有法官的任命需要司法推選委員會簡單多數，最高法院法官遴選需要至少7人贊成，這意味著一般法官的遴選，司法系統(tǒng)的5人有很大把握左右人選，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選，3名最高法院法官掌握一票否決的封殺權。
“改革”提出將司法推選委員會擴充至11人，其中包括司法部長（主席）、兩名政府指定的其他部長，議會憲法、法律和司法委員會主席、議會國家控制委員會主席、議會委員會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從法官中選出的另外兩名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司法部長選出的兩名公眾代表，其中一名是律師，如此一來，議會和政府將控制司法推選委員會11票中的7票，幾乎可以完全控制司法人事。
此外，“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還試圖削弱總檢察長的司法決定權，將權力移交給內閣和部長。
2023年3月27日，人們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街頭參加抗議活動，反對內塔尼亞胡的司法改革 （新華社/圖）
由于以色列建國以來始終采用極為特殊的比例代表制+內閣制，議會小黨林立，自建國以來從無任何一個黨能靠議會簡單多數獲得獨立組閣權，即便聯(lián)合政府在議會中優(yōu)勢也不大（如本屆內塔尼亞胡政府在“阿克薩洪水”前僅擁有議會120個席位中的65席，事發(fā)后匆匆成立的“緊急團結戰(zhàn)時政府”（emergency and war government）也不過拉到76席，其中利庫德集團僅32席），往往區(qū)區(qū)幾個議席的向背就足以改變以色列內閣的“顏色”，因此一些僅有一兩個議席的極右翼、原教旨主義小黨奇貨可居，成為“造王者”，它們通過有條件支持內塔尼亞胡和利庫德集團組閣，推動本已很右的后者變得更右。
司法改革正是在內塔尼亞胡和“造王者”們的一拍即合下出爐的，因為借此“改革”，內塔尼亞胡可以僅憑個位數的議會議席優(yōu)勢，擺脫司法體系的“追殺”，而極右翼和原教旨主義小黨更可利用“造王者”身份和原理來實現“小吃大”，憑借極少的議席和選票，讓整個以色列政策和法治沿著它們所構想的保守、原教旨主義和猶太人一家獨大的方向邁進。
由于這項“改革”在以色列獨特體系下將徹底打破權力結構平衡，不僅讓內閣和總理獲得更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且也讓只有幾個議席的極右翼小黨可以更方便地“劫持”國計民生方略，乃至社會運作方式，因此即便在利庫德集團內部也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除內塔尼亞胡本人外，積極推動“改革”者包括利庫德集團右翼干將司法部長萊文（Yariv Levin）、猶太復國主義黨（Religious Zionist Party）主席羅特曼（Simcha Rotman），而在其背后十分活躍的團體，則是一個由美以兩國極右翼人士組成的“科赫萊特政策論壇”（Kohelet Forum）。該論壇綱領標榜為“確保以色列作為猶太人民族國家的未來，加強代議制民主，并擴大以色列的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原則”，實際上卻是個充滿原教旨宗教色彩的群體。該群體核心成員僅130個左右，卻經營著數十個大型項目和數百個小型項目，這些計劃統(tǒng)一代號“巴爾卡特計劃”（Barkat Plan），以該論壇核心成員、曾任內塔尼亞胡內閣經濟部長的巴爾卡特（Nir Barkat）命名，目的是“增加猶太和撒瑪利亞圣經中心地帶的猶太人口”——這意味著執(zhí)行比內塔尼亞胡更極端的政策，不僅僅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增擴建定居點，而且要把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都趕走，為猶太人騰出擴張空間。
正因如此，這些組織、個人在推動“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方面甚至比內塔尼亞胡更堅決、強硬和極端，內塔尼亞胡曾多次因各方壓力作出妥協(xié)讓步，卻每次都遭到這些“隊友”的憤怒抵制。2023年3月，“改革派”通過立法，大幅抬高了內塔尼亞胡被彈劾的門檻；7月，他們在反對派集體退場的情況下，通過了取消“不合理原則”的法律，完成了“司法改革”的第一步，而如此重大、關鍵、被內塔尼亞胡歡呼為“人民意志體現”的司法表決，內塔尼亞胡只不過獲得64票，比簡單多數（61票）僅多3票。
2023年10月7日，在加沙城，巴勒斯坦人登上一輛以色列軍用車輛（新華社/圖）
洶涌的抗議浪潮
自2022年11月以來，以色列國內每逢周末就會定期舉行反對“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的大型集會，規(guī)模一再升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破這一延續(xù)性的是哈馬斯襲擊。
內塔尼亞胡的反對者表示，改革將削弱司法系統(tǒng)，從而嚴重破壞該國的民主，而司法系統(tǒng)是限制政府行使權力的唯一工具。他們指出，“司法改革”最終將庇護目前因涉嫌腐敗而接受審判的內塔尼亞胡，并賦予以色列極右翼更加“無法無天”、不受掣肘和制約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抗議者陣營中，包括了對以色列社會安全至關重要的軍、情、憲、特等要害部門的許多成員。
CBS政論電視雜志《60分鐘》記者斯塔爾（Lesley Stahl）于2023年9月中旬到訪以色列時發(fā)現，當時已連續(xù)37周組織數萬、數十萬人舉行周末司法改革抗議集會的最有影響組織之一，就是全部由預備役軍人組成的“武裝兄弟姐妹”（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該組織創(chuàng)始人之一謝爾夫（Ron Scherf）指出，“司法改革”會放任極右翼更肆無忌憚地挑釁巴勒斯坦人，從而令以色列治安局勢惡化，這將令被迫經常應召服役的以色列預備役人員常年處于危險狀況中。該組織表示，越來越多以色列預備役軍人通過拒絕履行預備役義務來表示對“司法改革”的不滿。
2023年9月28日，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哈勒維（Herzi Halevi）表示，“司法改革”對軍隊影響深遠，他對《以色列時報》稱“一場在以色列社會內部留下兩極分化裂痕的爭論是危險的”，警告“考慮到安全挑戰(zhàn)，允許這種兩極分化的辯論是傲慢的，而假設以色列國防軍不受破壞性兩極分化的影響，這是一個危險的概念”。
預備役軍人大規(guī)模抵制履行義務是從7月議會通過“司法改革”第一部分后開始的，由于以色列國家小、軍事壓力大，包括精銳突擊隊、戰(zhàn)斗機飛行員等一線戰(zhàn)斗力，都大量依賴服役的預備役人員維持。10月2日，加拿大《中東觀察》雜志撰稿人達盧爾·阿布喬馬（Motasem A Dalloul Abujomaa）援引美聯(lián)社以色列分社9月報告指出，以色列國防軍這支“中東裝備最精良、最強大的軍隊正面臨著它所遇到的最嚴重的攻擊之一 —— 一場內部戰(zhàn)斗”，“因為‘司法改革’所引發(fā)的裂痕已滲透到軍中”，該報告指出，甚至數百名新征召的義務兵也拒絕服役，以抗議“司法改革”，這篇文章由此斷言，“很顯然，如果發(fā)生任何緊張局勢，這支軍隊很可能被打得措手不及”——這番預言僅過了5天便完全兌現。
內塔尼亞胡的反對者指出，為確?！八痉ǜ母铩钡玫綐O右翼和原教旨主義小黨的無保留支持，內塔尼亞胡重新執(zhí)政后變本加厲地推行對巴勒斯坦地區(qū)的高壓甚至挑釁做法，包括一再揚言對加沙采取軍事行動、暗殺哈馬斯和其他激進組織領導人、“定點清除”懷疑是抵抗據點的建筑、要求卡塔爾等中東國家停止為加沙貧困人口提供人道援助、停止支付加沙唯一電廠的燃料費用、要求埃及加強拉法過境點限制、停止加沙和以色列本土間的貿易等。
除了加沙，內塔尼亞胡還不斷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地區(qū)搞“強拆”，在敏感熱點“搞動作”，擴建、增建新的定居點，而西岸并非哈馬斯控制區(qū)。反對者進一步指出，這些做法令巴以矛盾更加尖銳，也令哈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的支持率空前高漲。而倘若不是出于為“司法改革”拉票的需要，內塔尼亞胡在此前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也很少這樣“上頭”。
2023年10月16日，紐約聯(lián)合國總部，安理會就俄羅斯起草的關于加沙人道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由于美國、英國、法國等國投反對票，決議草案未獲通過（新華社/圖）
“陰謀論”未必可信，內塔尼亞胡弄巧成拙
“阿克薩洪水”發(fā)生后，一些觀察家猜測，對“司法改革”普遍持反對態(tài)度的軍、情、警等部門或許暗中“放水”，以令內塔尼亞胡難堪，從而達到搞砸“司法改革”的目的。
考慮到此役一舉打破以色列“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令長期自帶強力光環(huán)的以色列國防軍戰(zhàn)力、情報系統(tǒng)預警能力在幾小時內體無完膚，更導致以色列遭受建國以來最慘重的單日傷亡和本土被攻擊。如此代價，受損的不僅僅是內塔尼亞胡和行政當局，國防軍、情報和警察系統(tǒng)同樣也是丟人到家，從主觀上，“放水”之說未必可信。
從黎巴嫩南部沖突和上兩次加沙之戰(zhàn)的表現已可看出，以色列國防軍的戰(zhàn)斗實力在減退，而以色列情報能力更多依賴“猶太世界”遍布各地各行業(yè)的信息終端，但由于以色列奉行與加沙和哈馬斯“隔絕”的長期政策，其在加沙地帶喪失了情報搜集分析所必需的“灰色地帶”掩護，加上哈馬斯經常采取更原始的通信方式和更“扁平”的組織體系，以色列情報機構兩眼一抹黑也在情理之中。
“阿克薩洪水”給內塔尼亞胡及其司法改革造成的損害，也是沉重而深遠的。
正如以色列政治分析家艾爾達爾（Akiva Eldar）等所指出的，長期以來內塔尼亞胡一直通過營造“選我就是選安全”為自己爭取選票，而推動司法改革的最大理由，也正是“鞏固選舉成果，維護以色列人安全”，但如今這一切都被“阿克薩洪水”沖擊得體無完膚。
一位以色列公共電視臺評論員在節(jié)目中指出，內塔尼亞胡標榜“安全”，但哈馬斯襲擊后他拖了5天才組建了包含反對派的“緊急團結戰(zhàn)時政府”，“如果是其他國家，這個過程只需48小時”，且事發(fā)當天以色列內閣甚至沒有召開緊急會議。
如今甚至許多一直支持內塔尼亞胡、贊成“司法改革”的以色列人也開始彷徨，耶路撒冷老城猶太神職人員莫謝（Rabbi Eliezer Moshea）表示，自己曾因為內塔尼亞胡一再給猶太教經學校撥款而狂熱支持他和“司法改革”，但“當我們的孩子被屠殺、我們的婦女被強暴時他卻束手無策，他給經學校的錢能派什么用呢？事實證明他不適合領導這個國家”。
甚至利庫德集團內部負責社會問題的辦公室主任本阿米（Michel Ben-Ami）也對法新社表示，戰(zhàn)后成立針對政府和內塔尼亞胡的“追責調查委員會”勢在必然，“如果他犯錯，將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彼J為，“追責調查不可避免是利庫德集團如今的共識?！?/p>
9月27日，即“阿克薩洪水”發(fā)生前不到兩周，猶太人民政策研究所（JPPI）發(fā)布《2023年度評估》（2023 Annual Assessment）稱“目前約有37%的以色列人持有或計劃獲得外國護照并打算移民”，認為“這一令人震驚的數字凸顯了以色列境內日益加深的危機，并引發(fā)了人們對該國恢復能力的質疑”，并直接將責任歸咎于“以色列的司法改革以及宗教和國家領域的動蕩”。
報告稱，過去一年間，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生活舒適度急劇下降，感到不舒服的人比例從20%飆升至32%，而感到舒服的人則從76%下降到65%。即使是傳統(tǒng)上更具凝聚力的右翼支持者，他們的舒適度也從2023年2月的55%下降到7月的43%。
近40%的以色列人考慮獲得外國護照并離開該國，占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在保守派以色列人和本身持有外國護照的個人中，這一數字甚至更高——必須指出，上述數據是“阿克薩洪水”發(fā)生前得出的，否則或許更加不堪。
然而許多分析家認為，內塔尼亞胡很可能不會因為這些壓力和挫折削弱或取消“司法改革”的力度，相反，他更可能“頂風而上”，以“以色列需要更高安全系數”的理由變本加厲——因為倘不那樣做，他的政治生命就注定要進入倒計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