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段義孚曾回到祖國，在長城留影（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2023年8月，在地理學家段義孚去世一周年之際，他的自傳中文版《我是誰？》出版，這位一生有諸多遷徙經歷的學者在開篇即說，“我在很多意義上都是無根的人，我年輕時從未在一個地方住滿過五年。”
段義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幼年曾生活在重慶，早年隨外交官父親段茂瀾出國，到過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地。他在1951年入美國伯克利大學讀研究生，1957年獲博士學位，后來成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性學者。2022年8月10日，段義孚在美國逝世，享年92歲。
（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六十多歲時，段義孚在自傳中回首人生，“我的‘家’換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慶、堪培拉、悉尼、馬尼拉、倫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盧明頓、芝加哥、阿爾伯克基和多倫多。在社交方面，我也同樣無枝可依，我一直單身。一個家庭算是一片可以移動的舊土，是一個人成長的基礎，但我與它無緣。”
“作為一個尋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該自我審視?！倍瘟x孚寫道。
在自傳中，他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提及親歷的世界大事，仿佛是他在辦公室工作時窗外的白噪音：戰(zhàn)亂時期的重慶，睡不著的晚上，他在堂屋穿行，給父親的同事朋友遞煙，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反越戰(zhàn)運動中，他在校園里繼續(xù)讀書，發(fā)覺自己實在不適合學數(shù)學。那些戰(zhàn)亂艱險、多國輾轉、身份轉換，他只是輕輕帶過。
在同時代的地理學家專注于邏輯實證主義的空間分析時，段義孚感興趣的是人與環(huán)境的情感紐帶，由此開創(chuàng)了人文主義地理學。他最有名的學術著作《戀地情結》影響了西方學界，以人的生存為核心，闡釋客觀的地理環(huán)境與人的主觀性情的關系?！短颖苤髁x》源于他去迪士尼夢想主題樂園時，想到的是逃避，而幻想樂園的普遍性又能延展到農田與城市。《制造寵物》中他探討了嬉戲性支配的心理學，這是一種運用權力的特殊方式，其結果是人類制造了寵物。
逃避、依賴、恐懼等這類人們往往避而不談的情感話題，被段義孚在作品中大膽、周密而廣泛地演繹?！拔业姆椒ㄊ敲枋鲂缘摹Ｄ康氖侵更c、對照和闡明，建議重新觀察世界的可能方式，而不是分析、解釋，得出肯定的結論。”他在研究中探討著人類依戀地方的性質，對自然與景觀的態(tài)度中的恐懼成分，還有在日益撕裂的空間中發(fā)展出的世界觀和自我意識。
2012年，當段義孚獲得地理學界最高獎——瓦特林·路德國際地理學獎時，評委指出，段義孚超越客觀的論斷，揭示了在傳統(tǒng)社會科學模式中多層次的主觀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性地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思想和生活。
在《逃避主義》中，他表示寫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目的，即提供一種不同尋常、富有成效的視角來認識自然和文化，同時希望能用這本書說服讀者，“特別是那些讀過太多悲觀文獻的讀者，認識到我們其實已經擁有了太多美好的事物，盡管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很可靠?！?/p>
然而在自傳中，當他望向自身時，疑惑與不確定增多了，“我是一個逃避主義者嗎？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達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樂觀的一部分，并提醒周圍總在關注事物陰暗面的飽學之士們：這個世界依然存在著美與善的事物？其實我并不知道，又有誰知道呢？”
“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和變化莫測的未來，孤獨也許是段義孚或我們時代的人的必然命運?！毖芯慷瘟x孚的學者、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葉超說。以下是對葉超的訪談。
（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戀地與無根，宇宙是游樂場
南方人物周刊：《戀地情結》和《浪漫地理學》這些地理學著作讀起來有種超脫性，而他的自傳《我是誰？》里表現(xiàn)出漂泊、無根和疏離，與他的學術作品有很大差別，你閱讀自傳時有這種差別感嗎？
葉超：我覺得這也是我感受的一部分。寫作也許是他排遣孤獨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自問“我是誰”也是對大家的啟發(fā)。尤其處在這樣一個快速城鎮(zhèn)化的時代和劇烈變遷的社會，近二十多年來我們所面臨的壓力和劇變是前所未有的。在物理層面，人類正在邁向以技術為代表的更高級的文明階段；在心理層面，人變得越來越孤獨，難以理解他人也難以被人理解，人的心情很多時候難以名狀，孤獨成為整個社會的“癥候”。
我覺得段義孚首先是對這種孤獨有敏感，然后是結合專業(yè)精準表達，至少從他的文字和作品看來，我認為他在某種意義上找到了他的寄托。比如說沙漠，他所鐘愛的一種自然景觀，比如說他對于家園的復雜認知。由于他的敏感性、想象力和詩意，他甚至將宇宙作為游樂場。
1951年6月，段義孚在牛津大學的畢業(yè)照（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南方人物周刊：自傳里，他重復說到自己在親密關系上的缺失，也反復說到自己的敏感脆弱，這樣的個人經驗如何影響了他對環(huán)境的感知？
葉超：我們通過他的書也可以發(fā)現(xiàn)，他其實是很渴望親情、友情甚至愛情的，但是同時他本人又是一個特別羞澀敏感甚至脆弱的人。小時候他覺得父母更偏愛他的哥哥或弟弟，實際上他的父母還是非常愛他的。而他出生成長的1930-1950年代的20年，是中國最動蕩不安的一個年代，所以這種漂泊無居、動蕩不安的外部感覺，跟他獨特的敏感脆弱思緒碰撞在一起，一開始就培育了一個獨特的思想種子。
因為段義孚的父親是外交官，所以他從小就接受世界主義的教育，相比同齡小孩以及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他小時候就能夠接觸到很多世界層面的東西。加上后面在不同國家求學和生活，他自己在不同環(huán)境中倍感孤獨、甚至壓抑，但也許這些環(huán)境也激發(fā)了他的潛能和天賦，促使他尋求超脫，超出約束自己的這些地方，進行更廣義或抽象意義上的思考，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人類的家園，人與地方之間是什么關系，地方又如何影響人？這些問題是地理學的核心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這本書也不只是自傳，還與他后來出版的《人本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回家記》構成一套理解人地關系形成過程的書，他的人地關系是怎么形成的？
葉超：其實按照他的愛好和稟賦，他讀大學和研究生時應該選擇哲學，但是他覺得哲學太過于抽象了，他想要依托一門實實在在的學問，能讓他回答關于人生的意義或者“我是誰”的問題。他選擇了地理學，地理學的很多東西都看得見摸得著。你能具體感受到土地、地貌、景觀，你無法脫離這些去抽象談論它的意義。進入地理學的門徑之后，他深受近代地理學的奠基者、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的影響，洪堡、李特爾等提出地理學是研究“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我相信這是對段義孚一個非常猛烈的撞擊。因為原先他所糾結的只是“小家”，至少從他的描述里，家庭給他的感覺是疏離的。但當他通過地理學發(fā)現(xiàn)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以后，相當于有了一個更超越性的寄托和價值追求。
地方、空間、景觀、環(huán)境與人的情感、價值觀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是以往地理學很不看重的。傳統(tǒng)地理學研究的是客觀的地理環(huán)境，類似于網(wǎng)絡詞條，打開就能看到地方的經緯度、地貌、氣候、GDP、人口，可能有用但枯燥乏味。段義孚希望發(fā)現(xiàn)人跟地方之間真正的關聯(lián)是什么，既有情感方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還有文化方面的，由此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地理學家一起開創(chuàng)了人文主義地理學，這有別于傳統(tǒng)的“沒有人情味的”地理學。
我覺得他通過地理學這個途徑解決了他自己最關心的問題。他的問題并不是所有人的問題。他是從自己出發(fā)，從自己的經歷中提煉出來最核心的一個東西，試圖用一系列的論著來解答他的問題，卻形成了擴散效應。
攝于1940年或1941年初，此時段義孚一家準備由重慶遷往澳大利亞。圖中，段義孚擠開弟弟（右一）從而獲得母親的更多關注。他緊挨著母親，輕輕地靠著她的身體，而這個位置本該屬于他的弟弟（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逃避與恐懼，人內在于環(huán)境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地理學家們往往討論的是遷徙，如何把一個地方改造成良好的棲居地，但段義孚關心的則是逃避、依賴、恐懼等這些人們回避的情感話題，他這些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
葉超：恐懼和逃避本來是一個心理范疇的問題，他的特殊性在于把心理學的問題跟地理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的風格就像書法或其他藝術作品，很難去臨摹或者復刻。但研究特殊性首先要看到一般性，段義孚實際上考慮的是一個普遍的東西，人對地方容易產生戀地情結，一種穩(wěn)定的、情感的紐帶或聯(lián)系。但地方自身在變化，加上還有社會變化，戰(zhàn)爭、瘟疫、饑荒、經濟衰退等，這時候與戀地相對應的情結就是人們對地方的逃避了。
逃避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于恐懼，恐懼饑餓、洪水、瘟疫，甚至恐懼某種文化。當人受到壓力的時候，就想要逃避到另一個地方，這是一種本能或者權利。這也涉及我們剛剛討論的主題，其實最深的孤獨是無處可逃。段義孚在研究恐懼景觀和逃避主義時，把人類古今中外的內容都涉及了，實際上他想研究的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恐懼和逃避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人類的心理與地方、空間密切關聯(lián)，他想把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系統(tǒng)性的探究。
南方人物周刊：段義孚在《戀地情結》的前言就說，“環(huán)境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人文問題，首先是要讓我們認識自己，如果沒有實現(xiàn)自我認識，就不可能提出長久有效的解決方案?！蔽易x自然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消失的飛蛾》時，作者麥卡錫也有類似的話，說我們必須喚醒人們對自然的情感與記憶才能去保護它。在頻發(fā)的極端天氣下，人文主義地理學對當今有哪些啟示？
葉超：《戀地情結》前言里的這句話也是我在讀時重點勾出來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理解環(huán)境不是理解一個客觀事物，因為人就在環(huán)境之中。段義孚強調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這至關重要。人跟環(huán)境是一個密切關聯(lián)互動的關系。不能想象我站在環(huán)境外面指手畫腳，哪怕是出于保護的理由。
環(huán)境一方面在滋養(yǎng)著我們，另一方面又在限制和約束我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懲罰著我們。環(huán)境的系列變化對人來講是好還是壞，不是一個道德或者價值評判的問題。我們內在于環(huán)境之中，所以我們認清楚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認識清楚自然或社會環(huán)境與我們之間的關系，只有理清這種關系，才能夠去談環(huán)?；蛘咧卫怼?/p>
我到西部去調研，西部一些縣的人說我們縣沒有工業(yè)所以發(fā)展后勁不足。其實有些縣旅游資源富集，但發(fā)展乏力導致旅游業(yè)沒法給當?shù)貛砀嘭敻?，這是矛盾之處。地方的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其實是一個非常難解的問題。你必須得深入理解到底這地方的人是怎么樣的，這個地方到底是什么樣的地方。只有深入理解自我與他者，才能真正理解環(huán)境或自然的變遷。
南方人物周刊：客體化就會導致非常簡單利落地去看環(huán)境，就好像說搞大保護就大保護，說搞大開發(fā)就大開發(fā)。長久被忽視的一點是，環(huán)境或說自然不只是與我們的生產生活有關，人在其中還要處理情感的問題。
葉超：你剛提到的問題恰恰論證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重要性。人文主義地理學第一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家園這個詞表明了什么？人是內在于地理環(huán)境或自然之中并和它有一種親密的聯(lián)系。第二個就是探究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價值觀、文化聯(lián)系的具體過程和復雜動力。這種家園意識和追索精神對“無根的”現(xiàn)代人會越來越重要。
1963年2月，段義孚和哈里斯夫婦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船石鎮(zhèn) （Shiprock） 附近開展野外工作，哈里斯的大女兒莎拉坐在巨石旁 邊。段義孚的小卡車在照片的右側，追不上哈里斯家的那輛轎車（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陶淵明的桃花源與段義孚的宇宙游樂場
南方人物周刊：但無論是戀地中對穩(wěn)定的依戀，還是恐懼與逃離，人類這么多年里的情感方式好像也沒有根本性變化。
葉超：是的，你發(fā)現(xiàn)了沒有？這就是現(xiàn)代人最大的一個矛盾。工業(yè)革命和科技革命已經把人類拽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是人的情感、人的思想或者人對過去或他人的記憶，不是與高速發(fā)展的科技完全匹配，甚至有時候科技越往前走，人的感情和精神越往后走。兩者之間的不匹配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最大難題。制度夾在中間，制度如果能協(xié)調好二者則好，制度如果協(xié)調不好，那就面臨非常大的危險。
人文主義地理學并不一定能給我們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是我想至少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人必須得重視并面對人的感情與地方、空間的聯(lián)系這一問題。問自己是誰，不是說關在小屋子里問，而是在與周圍環(huán)境不斷遭遇、碰撞、沖突以及與環(huán)境里的其他人遭遇、碰撞、沖突的過程中去問。想想陶淵明和段義孚的遭遇，雖時代和環(huán)境不同，但陶淵明所構想的桃花源不就是段義孚構想的宇宙游樂場嗎？沒有人能奪走他們的“自在之地”。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尋找屬于我們自己的“自在之地”。
南方人物周刊：人文主義地理學在現(xiàn)代地理學思想中處于什么位置，在當今的地理學界，人文地理主義是主流嗎？
葉超：它至少是一種流派，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它不僅影響到地理學，而且還影響到城市規(guī)劃、建筑學、文學、藝術等學科或領域。主流或多數(shù)就是正確的方向嗎？從數(shù)量上看，人文主義地理學雖然不是現(xiàn)今的主流，但它是我們研究地理學非常重要的基礎。不管你是自然地理學家還是人文地理學家，它都是一個應該了解并秉持的核心觀念。
南方人物周刊：這幾年國內對段義孚的討論變多了，為什么？他一直研究的人與地方的關系，在后全球化時代有什么新的意義？
葉超：上世紀80年代，人文地理學前輩李旭旦就將段義孚的文章翻譯過來，但他坦承并未讀懂。到1990年代，大家開始通過一些零散的譯作接觸到段義孚的著作。2000年后，段義孚的論著陸陸續(xù)續(xù)被翻譯，但數(shù)量不太多，近五年有大量的段義孚著作被翻譯出來，包括這本自傳。從翻譯的角度來講，段先生的著作中譯本在地理學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另一個地理學家大衛(wèi)·哈維。
當中國的城鎮(zhèn)化和社會經濟發(fā)展還沒到一定階段時，段義孚所研究的很多問題還沒有引起國內的共鳴。但是，比如隨著社區(qū)中養(yǎng)寵物的人越來越多，他的《制造寵物》就進入了視野。他其他的書也有類似情況。對于現(xiàn)在人所處的孤獨情境以及重重壓力，段先生的研究有一種超前的預見性。因為個體的敏感性是不一樣的，他提供的樣本就更加重要了。他留給我們挺多的思想遺產，最重要的就是朝向人文主義的世界。
我們倒不一定要成為段義孚，我們不可能也不必成為段義孚，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嘗試學習和了解一下他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理解自我與他者、人類與地方的密切關聯(lián)對人類自身至關重要，也是每個人的必修課。人文主義地理學不一定能解決所謂的實際問題，但它是一個絕佳的出發(f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