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在足球場上慶祝生日會（受訪者提供/圖）
2021年，18歲的鄭銘坐了26小時的火車從家鄉(xiāng)甘肅來到廣州。他要去的地方是位于海珠區(qū)小洲村的實務學堂。到達后，他發(fā)現(xiàn)這里和想象中的學校不一樣，學堂沒有操場和專門的教室，只有一棟4層高的樓房，一起上課的同學不到20個。一樓的大廳里擺著兩張長桌和一塊電教屏幕，這是上課和聚餐的場地。樓上分布著宿舍、圖書室、瑜伽室和琴房。
在學堂的第一學期，他每天的10個小時里填充著閱讀課、心理課、籃球、Office軟件應用等必修課，以及CAD制圖、攝影、繪本等選修課。這個時間表里還穿插著城市探索和職場探訪等活動。他和同學們把學堂頂樓的陽臺改造成菜園，去劇場聽音樂會、看粵劇，去附近的小洲村探訪本地藝術家。
到了第二年，鄭銘在老師的推薦下來到阿拉善的一個生態(tài)農場實習。從上空俯瞰，這里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綠洲，綠洲里生產的瓜果和蔬菜將被運往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若是趕上農忙時節(jié)，他早上五六點就下地，翻地、播種、澆水、除草、喂養(yǎng)牲畜，一直忙到夜晚六七點。他希望今后也能在家鄉(xiāng)建一家這樣的農場。
如果將時間往前推，三年前鄭銘是初中班里少數(shù)順利升學的學生之一。四五十個人的班級，能考上高中的不到10個。但這份幸運并未一直伴隨他。高中的學業(yè)壓力陡然增大，他跟不上學習節(jié)奏，在高二時被迫退學。
再往前看，在童年時代，他目睹了家鄉(xiāng)的城市化。青壯年村民一批批進城，留下老人和孩子。有的一家人外出謀生，門上的掛鎖鎖了一整年。母親早逝，父親從他四五歲時就外出務工，奔波于新疆和北京。他從小學三年級起就獨自在學校附近租房，每個周五放學后要走20公里的山路回家。西北的冬天白晝短暫，寒風刺骨，還沒到家天就已經黑透。
離開學校后，擺在鄭銘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像父親一樣外出打工，像爺爺和叔叔一樣留在家鄉(xiāng)放牧。這也是很多農民工子弟的軌跡：如果沒有走通高考的獨木橋，就意味著要被拋入父輩經歷過的動蕩中，或者留在不斷空心化的家鄉(xiāng)——這也是一種動蕩。
在十幾歲就開始晃動的人生還有其他可能嗎？
“我并不想這樣”
退學半年后，鄭銘從家鄉(xiāng)的支教老師那里得知了實務學堂。這是一條小眾的的路。
實務學堂是一個面向16至18歲民工子女的民間教育項目，提供非學歷的職業(yè)教育。這里聚集了十幾個和鄭銘情況類似的孩子——他們過早地離開了學校，許多人沒讀完初中，少數(shù)念到高中。每個人都有復雜的成長史。有的成長于單親家庭，家長常年不在身邊；有的從學齡前就開始寄宿生活，換過六七所學校；有的輟學后輾轉于工廠和各類商鋪，打過很多份零工……
從2018年成立至今，學堂的創(chuàng)始團隊和師生們試圖追問：當一群孩子在中考前就被通向大學的軌道拒絕，除了去職校、進工廠和打零工，他們還能怎么辦？
學生來學堂前要面試，這是決定是否錄取的主要依據(jù)。學堂的錄取標準包括“沒有嚴重的情緒和心理障礙”“崇尚誠實、勇敢、愛的校訓”“學習能力足夠支持完成學業(yè)”等。
面試中發(fā)生過這樣的對話：一個剛從高中退學的男生眼神躲閃，老師幾乎聽不清他在說什么。他問在學堂里有哪些他不可以做的事。學堂的創(chuàng)始人歐陽艷琴回答：“不許傷害別人，不許在規(guī)定時間之外用手機。”
“我只希望能給我一點時間，可以登手機?！?/p>
“那你不來學堂，待在家里就可以了。”
“可我在家里什么都不會啊。我并不想這樣。”
“不想這樣”是很多來面試的學生都說過的話。當升學的路徑被切斷，他們不愿被分流到職校。輟學后到大城市打零工，他們意識到流水線上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們依然想要為改變現(xiàn)狀而做點什么。
周韻此前是山西一個縣城里的高二學生。爺爺請了幾乎所有的主科老師為她補課。年級主任見到她時扯著嗓子大喊：“你要是考不起大學，就對不起你爺爺?！钡某煽円廊粵]有起色，甚至“一做題就想哭”。她不想待在應試教育的系統(tǒng)里了，但她也從沒想過去職校。
江彥在中考失敗后打了四年工，先在親戚介紹的飯店里，之后跑到廣東的工廠。他每天在流水線上工作12個小時，每周休息一天。如果遇上趕工期，一個月只有一天假期。在汽車線束廠里，他曾經連續(xù)上一個月的夜班，到凌晨困得睜不開眼，還要一件件檢查汽車電路的線芯。他想逃離這種令人透支的生活。
還有的學生在兩年里做過餐廳服務員、咖啡店店員、服裝店導購，換了二十多份工作，工資從沒超過3000元。有人去過職校，在開學第一周就目睹了一場斗毆，所在職校每天下午4點就放學，老師上課就是讀課本，一學期后他決定退學。有人為了擺脫學校和父母來到東莞的工廠，卻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人際關系的泥淖，不時和同事爆發(fā)沖突。
在迷茫中他們看見了實務學堂，像是海上漂來的一塊木板。雖然木板之下依然是未知，但他們還是抓住了它，希望借此將生活扳回正軌。
“想再學點東西，并且之后能找到一份工作?！闭劦絹韺W堂的原因時，江彥這樣總結。這也是很多學生的想法。家長的考慮則更直接：孩子沒有別的學?？扇チ?，剛好聽說這里就送了過來。來學堂前江彥剛從工廠辭職，考慮過回初中復讀，但因為失去了應屆生身份而難以實現(xiàn)。
學堂的老師們想做的事遠比幫學生找份工作要復雜。他們想提供更優(yōu)質的職業(yè)教育——不僅傳授職業(yè)技能，還要幫學生探索職業(yè)興趣，關注他們的身心健康，培育自主學習能力和人文素養(yǎng)。
強調全人發(fā)展和個性化教導，提倡自主探索，這是許多創(chuàng)新教育項目的理念。這些項目通常價格不菲，主要受眾是城市中產階層家庭，學生在畢業(yè)后大多選擇出國留學。
實務學堂想將創(chuàng)新教育以較低的成本帶給農民工子弟。“將學堂介紹給學生的通常不是父母，”歐陽艷琴介紹，“而是孩子們身邊最有文化的人，哥哥、姐姐、姑姑，或者是老師。他們接受過大學教育，也聽說過創(chuàng)新教育?！?/p>
但這種“創(chuàng)新”與學生原本的生活差距太大了。學堂創(chuàng)辦之初，老師們去城中村發(fā)傳單、貼海報，寫“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培養(yǎng)終身學習能力”，沒什么人搭理。少數(shù)湊過來的家長首先問的是：“你們有沒有文憑？”“以后能不能考大學？”高等教育意味著好的未來，這個觀念太過穩(wěn)固。但學堂不能給出文憑，授課內容也不能直接幫學生考大學。
即便在學生入學后，有的父母對學堂依然不理解。江彥的父親覺得“他是在這里混日子”。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fā)后，學生們在家里上了一學期網(wǎng)課。一些家長感到納悶：為什么孩子整天對著電腦，也不幫家里干活。
學生和家長對學堂的理解與老師存在差距。這種落差從項目初創(chuàng)時就顯現(xiàn)出來，并且伴隨學堂走過了四年。
學生們在學堂的大廳里上周會課（受訪者提供/圖）
歐陽艷琴和學生們一起裝修學堂新址。在2021年3月，他們搬到了海珠區(qū)小洲村（受訪者提供/圖）
被現(xiàn)實打磨的理想實驗
現(xiàn)在的學堂位于廣州的邊緣地帶。站在這棟樓的樓頂眺望，市區(qū)的繁華像漣漪一樣蕩過來。遠處是密密匝匝的高樓和標志性的廣州塔，高樓外圍是一片平房，再往外走是郁郁蔥蔥的海珠濕地公園，一灣溪水從密林中流過，到了小洲村，只剩下幾縷余波。
倘若從這里乘車去市區(qū)，要經過一片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樓里藏著無數(shù)小作坊，幽暗的窄巷里掛著各種制衣廠、配飾廠的招牌。再往北走就到了土華，這里滿是舊貨市場、服裝市場和大排檔，立交橋底下的地攤上賣著10元一件的“上班服”“上班褲”。
歐陽艷琴熟悉這樣的場景。她生于湖南農村，父母在上世紀90年代就離開家鄉(xiāng)，成為第一批南下廣東的務工者。在廣東的二十多年里，這對夫婦進過工廠、收過廢品，也開過餐館和臺球室。他們住過橋洞、工棚和自己搭的簡易房，蝸居在密不透風的房子里。十三四歲時的暑假，她到東莞找父母，一家人住在大榕樹下的棚屋里。父親有時用三輪車載著她，一起出去撿易拉罐和礦泉水瓶。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湖南老家跟著爺爺奶奶上學。她考過兩次高考，第一年落榜，第二年壓線進入安徽大學，成為縣城高中里少有的大學生。
農民工子弟、前記者、教育公益創(chuàng)業(yè)者，這是歐陽艷琴的三個身份標簽。2015年，即將30歲的她從媒體辭職，投身流動兒童教育領域——她曾經也屬于這個群體。彼時她的父母還在外地打工，弟弟上小學的問題還沒有著落。她先在東莞創(chuàng)辦了一家針對流動兒童的造物空間，帶著孩子們做手工和實驗。2017年她又回到北京，在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當初三的班主任，直到2018年創(chuàng)立實務學堂。
學堂最初的地點在北京昌平的一棟舊別墅，他們計劃在那年春天招15到20個學生，踐行“培養(yǎng)珍貴的普通人”的愿景。在學堂創(chuàng)辦的第一年，老師們重點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課程以興趣探索為主。他們的構思很簡單：“培養(yǎng)好綜合能力，調整好學生的身心狀態(tài)，其他都是小事?！?/p>
他們請專業(yè)的社工和心理咨詢師給學生做心理測評和家訪，為家長辦講座；請為打工子弟開設性教育課程的公益組織來學堂上性教育課；請大學教授帶著學生學哈佛一年級本科生的web前端課程。學生跟著天文科普作家認識星座，跟藝術家學做玻璃燈工，用Python給樂高EV3機器人編程，指揮它唱歌、走路、做數(shù)學題……
周韻是2018年秋季班的學生。“當時我整個人是往上走的，”她回憶起四年前的自己，“對任何事情都非常好奇，學堂的任何事情都會參與?！庇幸淮螝W陽艷琴在一個全國級的會議上介紹實務學堂，也邀請她上去發(fā)言。她當時“腿也抖聲音也抖”，坐在會議室的中央，對著現(xiàn)場以及三塊大屏幕背后的幾百個觀眾完成了演講。講完后長舒一口氣，“終于可以逃離C位了?！?/p>
但一年過去，學生和家長們也感到疑惑：學這些能找到工作嗎？相比于讀高中和大學的同齡人，他們面臨更迫切的就業(yè)問題。創(chuàng)始團隊意識到原先的構想太理想化了。學堂后來的課程設計中刪去了大部分興趣課，增設聽說讀寫等大量基礎課和職業(yè)技能培訓。從2019到2022年，學堂開設過編程、平面設計、傳媒等專業(yè)方向，不同方向的學生需要修讀不同的專業(yè)課。
周韻從學堂畢業(yè)后留在這里當了一年的助理。她雖然理解專業(yè)技能培訓需要經過枯燥而費時的練習，但也覺得“課程變得越來越無聊”，學堂變得更像一所傳統(tǒng)學校。
逐漸定型的框架里依然留有自由的空間。歐陽艷琴盡可能地調動自己的資源，組織校外游學，邀請雇主為學生模擬面試。2022年5月，她帶傳媒方向的學生去貴州遵義訪談學堂曾經的理事、西西弗書店的創(chuàng)始人薛野，編程方向的學生則和專業(yè)課老師一起去深圳參加項目集訓。
在2022年秋季前，學堂的課程設置采用學分制和選課制，心理、生理、體育等模塊依然是必修課，老師們認為，“保證學生的身心完整”依然是職業(yè)教育的底層部分。必修部分還加入了職業(yè)技能與素養(yǎng)，既包含個人目標和規(guī)劃、企業(yè)參訪等探索內容，又有英語、辦公軟件應用等技能培訓。編程、CAD制圖、媒體寫作是專業(yè)課，分別對應學堂的三個培養(yǎng)方向。剩下的攝影、音樂、繪本等則是興趣選修。
學堂的課程也像是工作坊。在2022年春季學期的媒體寫作課上，歐陽艷琴帶著學生用三個多月的時間打磨一份采訪作業(yè)，從選題到采訪再到最終的寫作都由學生們討論完成。在期末的總結課上，她讓每個人在大屏幕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有人探訪了小洲村的百年理發(fā)店，有人將自己飼養(yǎng)蜜袋鼯的過程拍攝成視頻。
劉碩今年14歲，是這學期新來的學生。母親帶著他一個人在廣東打兩份工，為了給他調理身體學過中醫(yī)。劉碩在學校念到初二，因為太過調皮而被送到全封閉學校學傳統(tǒng)文化，此后又退學?；丶液笏鞂⒆约烘i在亂糟糟的房間里，與家人的關系降到冰點。他是這節(jié)匯報課上第一個上臺演講的人，在作業(yè)里他采訪了自己的母親，問她如何熬過兒子的叛逆期。母親的答案是“一直沒有挺過來，只是學會了慢慢去接受”。但母親依然相信好的教育能夠讓他“成為積極向上的人”。
很難將實務學堂與其他面向農村學生、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公益項目相比較。這些項目通常嵌在體制教育內，成為中小學或者職校系統(tǒng)的一部分。
例如與城市名校同步上直播課的縣城中學，老師們希望通過技術彌補教育資源分配的鴻溝，將學生們送出大山，送往更好的大學。高考依然被多數(shù)人認為是改變命運的唯一路徑。
在職業(yè)教育方面，從中職到高職也有清晰的體系，參加職業(yè)類高考或者選擇中高職銜接項目是中職生主要的升學路徑。民間力量介入職業(yè)教育在十多年前就有先例，例如2005年在北京建立的百年職校。這所公益學校目前在全國有11個校區(qū)，開設康養(yǎng)服務、幼兒保育、電氣設備運維、口腔修復等專業(yè)方向，學生畢業(yè)后可獲中等職業(yè)教育學歷。
實務學堂不做學歷教育。這一方面反映出民間組織難以爭取辦學資質的困境，而另一方面，歐陽艷琴用一個比喻來解釋：當所有人都在應試教育的廟前等待開倉救濟，她不想去教孩子“搶一碗粥”，而想要“開墾更多的荒地，種更多的糧食”。學堂的另一位創(chuàng)始成員張鑫也說：“每培養(yǎng)一個孩子擠上獨木橋，遠處就有一個孩子被擠下去。”
然而拓荒并不容易。由于資金、場地等條件限制，他們從北京一路搬到廣州，換過六個校址：從北京昌平的舊別墅到黃麓學校的校舍，再到日日新體育館。2020年夏天學堂搬到廣州，先選址于帽峰山的北麓，幾個月后搬到南麓，最終在2021年3月落腳于小洲村。學堂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社會捐助和每個學生每年1.6萬元的學費。學費遠高于許多職校和普通高中的費用。但據(jù)生活老師劉露介紹，學費依然不能支撐房租水電和全職教師的工資。
因為招生資格的問題無法解決，2022年秋季學期，他們終止了全日制的辦學模式，轉向短期的項目小組。在歐陽艷琴的構想中，學堂將會變成不同主題的學習營——溝通與表達、編程、平面設計……由不同領域的雇主和專業(yè)人士直接帶領有意愿的學生學習。學生不需住在學堂，“他們可以在其他地方打工或者讀職校，只需在特定的時間參與活動。”打破了學校的框架后，學堂更像是一個“為學生鏈接資源的平臺”。
一場實驗走過四年，提供了探索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樣本。最初的藍圖中有的被現(xiàn)實磨損，有的則保留下來。在這種打磨中，學堂的定位也變得清晰。
學生們上臺展示自己排演的節(jié)目（受訪者提供/圖）
2021年9月，學堂的首屆畢業(yè)典禮，三位畢業(yè)生找到了工作（受訪者提供/圖）
貝殼還是流沙？
修完三年的課程或者提前就業(yè)都算是從學堂畢業(yè)。學生中確實有人找到了滿意的工作。江彥是學堂2019級的學生。在2022年夏天，他成為了一家外企的安全主任，負責監(jiān)督鋼管的生產安全。
他現(xiàn)在的領導曾春龍是企業(yè)的生產總監(jiān)，也是學堂眾多的捐助人之一。他參加過學堂的開學典禮，聽過課，也為學生們辦過企業(yè)模擬面試。談到這個教育項目時，他最先想到的是學生們的狀態(tài)：“現(xiàn)在你已經很難在十五六歲的孩子臉上看到這種笑容了。一般的學生碰到陌生人基本上是講一句答一句，但學堂的孩子不怯場也不回避?！?/p>
2022年初，江彥在歐陽艷琴的介紹下來到曾春龍管理的車間做臨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將鋼管表面的油污擦拭干凈，再裝回原位。曾春龍以為這個年輕人干不到一個星期，沒想到江彥堅持了一個月。
后來公司的安全主任辭職，崗位空缺。曾春龍鼓勵江彥去應聘。江彥做了簡歷，認真寫了求職信，并在4月通過了安全員的資格考試，獲得試用資格。據(jù)曾春龍介紹，按正常的招聘條件，安全主任的職位需要大學本科學歷。他破格錄用只有初中學歷的江彥是欣賞他的勤勉踏實：“相比于大學生，他的效率可能沒這么高。但他的自主學習能力很強。發(fā)現(xiàn)問題能提早告知，這在安全領域是很重要的?！?/p>
周韻在2021年找到了工作，在廣州一家主營教育科技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做運營。這家公司的員工大多是“95后”，學堂的另一名畢業(yè)生也在這里做程序員。在來學堂的第三學期，周韻就開始在一家咨詢孵化公司實習，公司創(chuàng)始人也是學堂的校董，曾多次給學生們做過分享。周韻在實習中學到了如何調研和決策，如何與同事協(xié)作。她通過學堂獲得了鍛煉機會，認識了許多教育公益組織，并將此定為自己的求職方向。
有讀者看到關于實務學堂的媒體報道，在評論里將歐陽艷琴比作沙灘上的小孩，不辭辛苦地把貝殼扔向廣闊的海洋，“雖然能拾起的只有有限的幾個，但對每一個貝殼來說都意義非凡。”
某種程度上是這樣的。學堂成立四年，走出了三個程序員，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去南方科技大學參加中文學生開源年會。有人去了學堂推薦的外企和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有人在學堂合作者開的文創(chuàng)空間里做咖啡師……學生的就業(yè)機會大多依賴歐陽艷琴的關系網(wǎng)絡，而非制度化的校企合作。
如果沒有來學堂，學生們會怎么樣呢？有人會繼續(xù)在工廠里打工，有人會去送外賣，有人會去念職校、技校和大專，之后找一份對口的工作，還有的可能會上一所普通的大學，畢業(yè)后加入擁擠的應屆生求職隊伍……與他們現(xiàn)在的處境相對照，大多數(shù)人似乎沒有質的改變。更細微的變化可能發(fā)生在他們內心，而這種影響要很久之后才能顯現(xiàn)。
也有很多學生像流沙一樣在中途離開了。有的因為家庭發(fā)生經濟變故而無法負擔學費，有的則是因為父母看不到學習成效，不再信任學堂。他們被拉回原來的生活，去中學和職校讀書，或者在家做農活。也有人從學堂出來后去賣助聽器，繼續(xù)打工。還有的直接斷了聯(lián)系。
在北京時學堂收過一個因治療白血病而休學的學生。男孩在做燈工玻璃方面很有天賦，老師也能提供支持。但父母不愿他走學藝這條路，在治療結束后將他送回初中參加中考。他們還接收過有智力障礙和嚴重心理障礙的孩子，后來發(fā)現(xiàn)無力支持，只得請這些學生回去。
來來去去的學生逐漸勾勒出學堂的邊界。雖然有遺憾，歐陽艷琴對學生們的狀態(tài)總體滿意。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做老師后她給自己定的底線是“可以不成就學生，但別傷害學生”。
老師們也在調整著自己的期待。張鑫從南開大學畢業(yè)后做了很多年書評人，他在學堂教閱讀課，也帶學生們制定發(fā)展目標和規(guī)劃。他曾希望閱讀能幫助學生對抗“那些下墜的東西”，但回報給他的是強烈的職業(yè)倦怠。
一天八節(jié)課，有人七節(jié)都在宿舍躺著；寢室熄燈前學生的手機怎么都收不齊，總有人打游戲打到半夜。2022年5月他和學生一起去遵義游學，一天午休時他在宿舍里休息，學生們在外面玩“槍戰(zhàn)”，喊殺聲不絕于耳?；秀遍g他覺得自己“來到了野人部落”?，F(xiàn)在談起這種失落時，他顯得更加平和：“學生們有玩的需求，有休息的需求，有自己生活的節(jié)奏。想讓一個人改變需要時間，也需要看個人的意愿。我們能做的只是展示一種生活方式。”
2022年5月，學生們在貴州遵義的搊和空間游學 （受訪者提供/圖）
關閉的和敞開的
學生們對學歷依然介懷，畢竟有些機會對他們關閉了。周韻還是會將自己和上了大學的同學比較。她有時候羨慕他們，覺得他們“確實有很強的競爭力”；有時又覺得他們不關心時事，想法幼稚。在拿到現(xiàn)在這家公司的錄用通知時，她感到驚喜：“老板居然不看重我的學歷?！钡蔡寡裕骸艾F(xiàn)在這樣的企業(yè)太少了?！?/p>
曾春龍鼓勵江彥參加特種設備安全管理的培訓，但江彥在報名時發(fā)現(xiàn)最低的學歷要求是高中和中專，他只能遺憾錯過。他正在咨詢成人大學和大專，希望能在工作之余提升學歷。
張婷是一名文學院的研究生，她從研二開始就在學堂擔任古詩詞課老師。2022年秋，她去南京大學讀博士。她把這個消息分享給學生，孩子們祝她在大學里一切順利。對一個已經在大學里待了七年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太可愛的祝?！?。但這種感動中也混雜著無奈。進名校、獲得好的學位依然是父母對她的期待。當她把博士錄取結果告訴家人時，父親笑得合不攏嘴，轉頭就對母親說：“你女兒考上南京大學了！”然后開始在百度上搜這所學校。張婷能想象當時的畫面：“他們不了解南大，但知道這是一所很厲害的學校?！?/p>
有一次放假回家，她對父母講起自己在學堂教過的學生，父親說：“這群孩子很好，但你不要把自己也搭進去。”她為“自己是一個優(yōu)先考慮自我的人”而羞愧。
談起對學生的印象，張婷說這是一群很勇敢的孩子，即便“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偏離傳統(tǒng)的升學軌道意味著什么”。
張鑫的看法更加直截了當：“來到學堂的學生很多在之前已經無路可走，不然為什么會在這里呢？”
理想化的底色依然存在。張婷覺得學堂的寶貴之處是“首先把學生培養(yǎng)成一個人，再教給他們一技之長。成為‘珍貴的普通人’是一個習得自愛的過程”。在臨別前的最后一節(jié)課上，她將卓別林的《當我真正開始愛自己》里的句子分別寫在送給學生的賀卡上。每個人依次走上講臺讀這首詩：“……當我真正開始愛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發(fā)生在我身邊的事情，都是對我成長的邀請。如今，我稱之為‘成熟’……”
當學習不再與能帶來社會資本的學歷掛鉤，教育能為輟學的農民工子弟帶來什么？
江彥曾和同學到小洲村參加一個駐地藝術家辦的木刻刺紙工作坊。有人刻了“codelab”（直譯為“代碼實驗室”），這是學生們組織的一個編程團隊。有人刻了實務學堂的標志—— 一只頭上有竹蜻蜓的大頭蝌蚪。江彥刻了“活著”兩個字，但拓印時“著”字中的“目”只印出一橫。他本想重新刻一個，藝術家攔住了他——“活著總會缺少點東西”，說著將這張殘缺的“活著”貼到工作室的窗戶上。江彥想到了小說《活著》中的主人公福貴，一個在生命中不斷喪失東西的人，“但他的生命依然在延續(xù)?！?/p>
從學堂畢業(yè)的孩子不過十八九歲，大一些的也才二十出頭。他們的路還很長，看不清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經歷對他們而言是失去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收獲。學堂也才走過四年，要談成果還為時尚早。
2022年春季學期的結業(yè)典禮在6月末，之后學堂將開始兩個月的暑假，學生們將會回老家、外出實習，有的則要和學堂告別了。吳睿是第一個出門的學生，他在下學期將要去一所大專讀書。
臨走前他把一個紙袋掛在學堂的門上。里面有一個警察公仔，一張他5月時去遵義的車票，上面寫著：“很開心遇見你們！會想你們的！”還有一盒“蚪幣”——這是學堂的一種獎勵，學生們用它在“跳蚤市場”上買東西。盒子被膠帶封得嚴嚴實實，貼上一張紙條：“再見了，朋友們！”
大廳的軟木板上掛著十幾個寫著老師和學生名字的信封，里面裝著他們寫給彼此的話。學生一個個離開，信封也被一個個取走。吳睿忘了拿他的信封。生活老師劉露幫他取下來，在暑假里寄給他。
木板的上方貼著學生們共同畫的長卷。褐色的水彩勾勒出一棵樹的形態(tài)，每個人的巴掌印組成了樹冠；畫紙的另一頭是一道畫了一半的彩虹。這幅畫的主題是“生命五樣”，空白處被填上不同的筆跡：“家人”“愛”“自信”“健康”“錢”“向死而生”……
（鄭銘、江彥、周韻、劉碩、吳睿為化名。參考資料：實務學堂公眾號，鳳凰網(wǎng)“在人間”工作室紀錄片《獨木橋之外》。感謝實務學堂的老師、學生和捐助人接受采訪，感謝歐陽詩蕾、聶陽欣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