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我和律師林麗鴻的對話是以禪宗故事結束的，她說她信佛，有時候法律沒辦法給出唯一的答案，但宗教能提供終極安慰，比如“凡事都有因果”、“好人應該有好報”。但是陳泗翰的案件讓她對這些定律產生了懷疑，她覺得陳泗翰的遭遇就是不幸突然降落到一個善良的家庭，命運對他們沒有絲毫眷顧。
這是非常典型的小城家庭，父母務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耗費一切想將孩子培養(yǎng)成人，考取好大學，找一份好工作。為此他們已經努力了15年，就中斷在那一次隨機選擇對象的霸凌事件上。
2021年5月，我報道過南通一起校園霸凌案件，15歲的霸凌者將他的同學毆打致死，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在陳泗翰的案件中，雙方結局倒轉過來，霸凌者被反殺，被霸凌者入獄8年。
校園霸凌并不鮮見，每個地方都有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處理規(guī)則，死亡則是意外的結果。參與霸凌陳泗翰的學生們也都只有十四五歲，被拉去錄口供時，語無倫次、手慌腳亂；陳泗翰更是不知所措，當他在醫(yī)院醒來，聽到對方死亡的消息，腦中一片空白，他感到悔恨和自責，即使對方幾番欺侮他，但也遠不至于死。正當防衛(wèi)不應過當，死亡實在太沉重了。
事發(fā)幾個月后第一次開庭，陳泗翰從看守所走進法庭，第一句話是感謝自己的父母，第二句是向死者父母道歉，然后他鞠了一個躬。死者父母沖上來要打他，被獄警攔住，庭審被迫中斷。第二年，陳泗翰的案件已經判下來，他被關進未管所，母親李榮惠被死者家屬提起民事訴訟。在庭上，李榮惠陳述，“大家都是做父母的，你們的孩子如果被人打成全身青紫，你們不心疼嗎？”死者的父親接了一句，“我們家的孩子死了?！本薮蟮膽嵟蜔o助沖上李榮惠的喉頭，又被她咽了下去。
陳泗翰的量刑這么重，部分原因是死者家屬不肯寫諒解書，李榮惠和陳善坤幾次去求死者父母，給他們下跪、在他們生病時陪著打吊針，都沒能取得他們的諒解。有一次死者父親在村干部的說服下答應寫，去公安局的路上又反悔了。陳泗翰在未管所聽說后，對李榮惠說他的錯誤他自己承擔，希望父母不要去下跪了。
死者家屬的悲傷很難化解，他們要事件另一方賠上前程。我由此想到，未管所里其他的少年犯，有一些在很小的年紀，懵懵懂懂種下“因”，然后用一生去承擔“果”。我去見陳泗翰，也希望能從他那里了解，這些少年的出路是什么。他算是未管所里最上進的人，爭取到了讀中專、大專和進音樂班的機會，出來后也只能在一家琴行里教吉他，他們監(jiān)區(qū)回歸社會的典型是一名理發(fā)師。同齡人在談論的大學績點、考研、考公、大廠招聘，對他們來說如天方夜譚。法律對未成年犯更為寬容，但社會沒那么大度。
林麗鴻原本希望陳泗翰能爭取做一名為未成年犯辯護的律師，他會是一個難得的與這個群體長時間共處過的法律從業(yè)者。但陳泗翰說他沒力氣去追逐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了，他只想走好腳下的路，他甚至沒力氣去處理自己的申訴，他想拋開過往的一切苦難，只記得那些值得感恩的時刻。
那天我和陳泗翰聊到午夜12點，大街上依然車來車往。他對我說：“其實我根本不想接受記者的采訪，你別介意?！蔽艺f：“沒關系，我理解?！蔽野阉突丶遥覔]了揮手，獨自走入寂靜的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