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周錫瑞在陜北實地采訪? 圖/受訪者提供
自幾年前從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退休后，周錫瑞回到他年輕時求學的伯克利居住。在盤山小路上繞行一段，找到夫人葉娃給的地址，進入一扇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門，入門后拾階而上，恍然發(fā)現(xiàn)里面別有洞天：各種植物蔥蘢繁茂，小院錯落有致。周錫瑞教授早已站在那里迎接我們，身材高大的他站在房門口，令人頓生“頂天立地”之感。他說年輕時身高大約6英尺多（195公分），“現(xiàn)在我縮小了”，他打趣道。蓄了多年的胳腮胡也幾乎成了他的標志。有一年他和妻子葉娃約定，如果葉娃通過駕照考試，他就把胡子刮掉。葉娃順利拿到駕照，他也履行諾言。第二天清晨，一看到他的新形象，葉娃大呼：“你還是留胡子吧！”
赴伯克利采訪的那兩天據(jù)說趕上了灣區(qū)難得的好天氣。秋日的艷陽傾瀉而下，整個客廳籠罩在金燦燦的光影里。眼前的周錫瑞教授一口流利的漢語，全程無障礙交流，一度讓我忘了他是一個“老外”。
“周錫瑞”這個中國味十足的名字，曾令很多中文世界里的讀者以為他是“美籍華人”，“其實我真的很想做美籍華人呢”，周錫瑞笑著打趣。22歲那年，他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yè)后去香港新亞書院讀書一年。當時需要取一個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姓是Esherick，通常來說，要取“艾”姓，但他并不愿意?！拔乙幌氲叫铡拖氲健劳枴?，他是共和黨，是保守的，對中國不友好，所以我不想姓艾。”老師們想來想去，“反正你的英文名字叫Joe，也是先讀名字，我們就把你的名改為姓，就姓周吧”，我說“好的，我跟周總理同姓，要比跟艾森豪威爾同姓好。這個名字比較有中國味”。從此，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的譜系上增添了一個有分量的名字——周錫瑞。
2021年10月18日，作為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榮休教授的周錫瑞，與英國劍橋大學榮休教授魯惟一（Michael Loewe)、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獲得“第6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笆澜缰袊鴮W貢獻獎”創(chuàng)設于2010年，每兩年評定一次，致敬為中國研究做出杰出貢獻的學者，是目前國際上中國研究的最高獎項。
“能獲得這個獎我很高興，覺得非常榮幸，”周錫瑞謙遜地說，“不過，我與以往的獲獎者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之前獲獎的日本學者毛里和子、哈佛大學的裴宜理……他們都是大學者，出過很多大作，而我只是搞近代史的小人物?！敝苠a瑞的書房在頂層的閣樓上，坐在書桌前，抬眼便可望見浩瀚的海洋——大海的那一端，是他研究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他曾被這片海洋隔絕，后來成功跨越，如今因為疫情及其他因素，又暫時隔絕開來?！拔乙呀?jīng)有兩年沒到中國了。”他的語氣不由得凝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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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近，那么遠
1964年夏天，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yè)之后，周錫瑞去香港新亞書院學習一年。盡管在地理空間的意義上，他與中國大陸的距離已小得可忽略不計，但那時仍有一道“堅不可摧”的墻高高地筑在彼此之間。周錫瑞在香港那端，用望遠鏡遙看大陸，“對面的深圳就是一個農(nóng)村，不少人還在那兒耕田。”
1942年，周錫瑞出生于加州灣區(qū)的馬林（Marin）縣，父母都是有聲望的建筑師。“我父親的書房很大，有好多書，大部分是建筑的書，也有好多歷史書，他對歷史特別感興趣……”母親與父親一樣，早年在賓州大學建筑學院學習。“我母親是第一批拿到賓州大學建筑師文憑的女性?！睂χ苠a瑞的成長非常重要的是，父母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要求孩子們不僅僅關心美國，更要關注世界——美國是世界里的一個國家，其他國家也重要。
“所以我到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根本沒考慮研究美國或者是學美國史——我更想了解國際，了解世界。這肯定來自家庭的影響。”
不過，對那時的他來說，研究中國，多多少少有些偶然。
1960年，18歲的約瑟夫·埃舍爾瑞克（Joseph Esherick）——后來的周錫瑞進入哈佛大學讀書。這一年，43歲的參議員肯尼迪宣布競選總統(tǒng)，挑戰(zhàn)共和黨人、時任副總統(tǒng)尼克松。因為肯尼迪是波士頓人，他的競選團隊很大一部分有哈佛背景，他們經(jīng)常來哈佛做演講或者是辯論——后來很多人都變成肯尼迪政府的幕僚。周錫瑞還選過基辛格的課，雖然他并不喜歡共和黨人，但是因為基辛格所談的、所關心的是當下的熱點，所以他仍被吸引。
“那時我們都關心政治，關心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剛當上總統(tǒng)的肯尼迪非常年輕，我們覺得未來充滿希望、要面向世界?！弊鳛檫@個“火熱”的時代中的一員，只有大國才在周錫瑞未來研究的考慮之列：印度、蘇聯(lián)、中國。
周錫瑞本來的專業(yè)是經(jīng)濟學，“新制度學派”領軍人物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講授的論經(jīng)濟發(fā)展的系列課程，激起了他對印度的興趣?？墒请S著肯尼迪的當選，加爾布雷思很快被任命為駐印度大使，另一對研究印度的專家夫婦也轉(zhuǎn)去了芝加哥大學，“印度”這個選項不得不從他的視野中排除。剩下來的問題就變成了在蘇聯(lián)和中國之間選擇。
因為是冷戰(zhàn)時期，了解蘇聯(lián)非常重要，所以周錫瑞選了幾門蘇聯(lián)的課，也選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課。當時中蘇被視為一個陣營，但是周錫瑞發(fā)現(xiàn)，講授這兩門課的學者卻有著微妙而有趣的差別。
一眾蘇聯(lián)研究者不少是俄國革命時期的流亡者，他們滿腹牢騷，既不喜歡他們的研究對象蘇聯(lián)，也不喜歡同行——他們的課上充斥著對其他蘇聯(lián)問題專家的批評；對俄羅斯文學的贊賞勉強算是他們唯一的共同點。但教中國史、中國社會的教授就不同了，像費正清等人，很容易看得出他們非常喜歡中國，三四十年代他們在中國生活過，喜歡中國人，贊賞中國文化，喜愛中餐。盡管“中國也在批評‘美帝’，但他們一直對中國抱有美好的回憶，也期待有朝一日中美能夠恢復外交，他們能再到中國”。對周錫瑞來說，“研究一個你不喜歡的國家沒有太大意思，你喜歡一個國家，你喜歡一個文明，你喜歡它們所承載的文化，研究這樣的國家，那才有意思?！?/p>
歷史學家、漢學家費正清? 圖/視覺中國
“費正清人長得高大，是非常有威望的一個人。講課也挺有條理，很容易看出他的邏輯?！背酥亲R的部分，其實周錫瑞這些學生更被打動的，是費正清對他的研究對象——中國——付諸的情感。周錫瑞回憶，費正清每次講完課，會為學生放有關中國的幻燈片，“不像現(xiàn)在，放PPT都是講課的時候同時放，他是講完的時候單獨花時間給學生們放，那些幻燈片都是他在中國時期收集的?！痹谥袊c世隔絕的時代里，費正清用這種方式，讓學生們得以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有所認知。
哈佛的學生管這門課叫“Rice paddies（稻田研究）”，選“稻田研究”的學生不少，仔細分析，一部分人對日本的興趣緣于二戰(zhàn)；對中國的興趣相對復雜些：“從國際上來說，中國和蘇聯(lián)都是共產(chǎn)主義國家，但他們彼此不一樣，關系又惡化，所以就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1962年，周錫瑞開始學中文?！澳菚r很少有本科生學中文，所以我的同班同學都是研究生?！睋嗡麄冎形睦蠋煹氖勤w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她的丈夫是航天專家卞學璜，所以同學們都喊她“卞太太”?！拔覀冇玫闹形恼n本是趙元任寫的，我們也知道趙老師是趙元任的女兒。但對趙元任的影響和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史的地位了解得還不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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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佛學派”出走
上世紀50年代，早年對中國介入頗深的費正清遭受“麥卡錫主義”的打壓和迫害。從政治漩渦中全身而退后，費正清愈加感到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對近代中國的缺乏認知。1955年，日后非常有影響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費正清擔任首任所長的18年間，先后培養(yǎng)了兩百余名學生與研究人員?！肮饘W派”（Harvard School）的名號也因此而轟動于江湖。
“沖擊-反應”（impact-response model）模式是費正清的重要觀點。按此基本模式，中國現(xiàn)代化之所以遲緩和一再失敗，歸根結(jié)蒂，不是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中國本身的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適應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要求。到周錫瑞讀書的時候，費正清及其弟子形成的“哈佛學派”已初具規(guī)模。該學派的重要學者除了費正清推薦到伯克利的列文森之外，還有哈佛大學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耶魯大學的芮瑪麗（注：剛剛?cè)ナ赖闹麣v史學家史景遷即為她的學生）以及在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執(zhí)教的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等人。
“中國研究當時在美國基本上只有兩個學派：一個是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哈佛學派’，另一個是以喬治·泰勒（George E.Taylor）為代表的‘華盛頓學派’，他們比較保守；冷戰(zhàn)時期，反對‘親共’的那些人大多來自‘華盛頓學派’。我們視他們?yōu)槲覀兊亩窢帉ο?。”周錫瑞回憶。
周錫瑞哈佛畢業(yè)照
在哈佛學習幾年之后，周錫瑞認識到，無論是所上的課還是課后讀的參考書，都離不開他已諳熟的“沖擊-反應”的框架?！芭R近畢業(yè)、到了該選擇去哪里繼續(xù)深造的時候，我就在考慮，費正清的路子我是比較懂的。如果我繼續(xù)留在哈佛做他的學生，我也要跟著他的理論走，跳不出這個路子。”
假期回加州時，周錫瑞拜訪了在伯克利任教的列文森。作為費正清的得意弟子，列文森當時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周錫瑞回憶，他在哈佛時讀過列文森的名作《梁啟超與中國的近代思想》，相比后來的那本“特別玄”、“特別難讀”的《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梁啟超那本還比較好懂”——在第一、二代中國研究學者的著作中，人物傳記占了很大的比例。用另一位著名學者黃宗智的話說，“有的論著寫得很玄，以豐富的想象力來彌補資料的不足”，列文森的兩部名作便是例子?！傲形纳闹髟诤Ｍ獗蛔u為‘輝煌的貢獻’，其價值不在于資料的搜集與鉆研，而在于列文森的一些觀點被不少人譽為敏銳的觀察?！?/p>
從方法論上說，列文森也是費正清的正宗弟子，但周錫瑞很明顯地感受到費正清與列文森師徒二人的不同風格。“列文森特別聰明，思維很發(fā)散；話題非常多，也都不是一個方向，不太容易被人理解——相比之下，費正清的表達思維邏輯特別清晰，也很容易理解。但列文森讓你感覺，你不知道他要到哪兒去，我就覺得這人太聰明了，知道的太多了。我跟他學能學到好多東西。而費正清，我覺得我基本上知道他要講到什么、要舉什么樣的例子。所以到那個時候就已經(jīng)有了傾向性?！辈痪?，周錫瑞拿到了伯克利的獎學金。
1968年秋，列文森（列文森夫人羅斯瑪麗為他拍攝，選自《莫扎特式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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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激蕩的伯克利
1965年的伯克利校園并不寧靜，反越戰(zhàn)運動如火如荼，23歲的周錫瑞成為其中一份子。
說起來，這與周錫瑞當年在香港學習期間的一段特殊經(jīng)歷有關。作為從小在加州長大、喜歡戶外運動的青年，香港對他來說太局促。所以到了假期，他就想著去哪兒“放飛一下自我”。當時，越南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但外界對這場戰(zhàn)爭的認識尚不清楚，“反正是反對美國的、也是一個類似于中國的農(nóng)民式的戰(zhàn)爭”，他覺得這件事有意思，應該去看一看。父親幫他聯(lián)系了《舊金山紀事報》，對方同意他以“海外記者”的身份報道越南戰(zhàn)爭。周錫瑞拿著這封信找到美國的軍人新聞處，領到了記者證。
“有了記者證，就可以到機場等，那里有軍用直升飛機，如果一架飛機有空位置能帶上記者，我就可以跟著他們一起去某個地方。”周錫瑞后來在《舊金山紀事報》上發(fā)表了幾篇越南戰(zhàn)場的前線報道?；氐讲死螅『昧形纳囊粋€學生專修越南史，之前也是一位軍人，周錫瑞的經(jīng)歷引起他的興趣?！叭思艺f看過我的文章，你也是反戰(zhàn)的，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吧！我不好意思說我不是反戰(zhàn)。不過，后面逐漸覺得這場戰(zhàn)爭肯定是打不贏的，也是受那位學生的影響和指導，就參加了反戰(zhàn)運動?！?/p>
這種“自下而上”的學生反戰(zhàn)運動，讓他了解到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大量瑣碎且耗時的基礎性工作：起草和印刷，張貼海報，在學生中分發(fā)傳單，說服學生和其他人加入，動員人們參加游行，在隊伍里維持紀律……這讓他日后在研究群眾運動、社會動員、基層建設時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周錫瑞后來說，“當我研究中國史上類似的社會運動，我總會想到當時的經(jīng)歷?！?/p>
實際上，上世紀60年代的這股社會思潮給周錫瑞及其同時代學者帶來的是更為深刻的、甚至可以說是持續(xù)終身的影響，是研究范式上開始走向“社會史”的方法論?！拔覀儗ν饨皇聞蘸椭R精英等等已經(jīng)沒有研究興趣了。我們想要研究的是‘人民’?！?/p>
1968年，26歲的周錫瑞將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題目選定為中國近代史的大事件——辛亥革命。這是他實踐社會史方法論的初次嘗試。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專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于1976年出版，不僅成為辛亥革命研究的一本力作，也被視為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研究范式轉(zhuǎn)變的典型案例。
對大陸讀者來說，辛亥革命題材的各類書籍可謂汗牛充棟。但重讀這部寫于半個世紀前的著作，仍然驚訝和感佩于周錫瑞扎實的數(shù)據(jù)以及對局部的細致描述，特別是考慮到他當時根本無法來到中國進行實地調(diào)查。比如在開篇對革命爆發(fā)地武漢的介紹中，他耐心細致地介紹這一地域的特點，包括航運能力、貿(mào)易額、人口、礦產(chǎn)……比如講到漢口，他是這樣寫的：“從湖北北部順漢水而下，河南和陜西運來豆類、小麥、棉花和皮毛；順長江而下，從四川和云南運來鴉片、茶葉和各種蔬菜及木本油類；從湖南，通過沅江和湘江一直注入浩瀚的洞庭湖，從那里順長江而下，運來大米、煤炭、茶葉和木材?！?/p>
1989年，周錫瑞在陜西神木做調(diào)查采訪? 圖/受訪者提供
“這些都是書面的材料，怎么樣找到它們，也要回到社會史的方法論上。要搞社會史，就要看這個地方的經(jīng)濟體系是怎么樣的，交通軌道是什么樣的，到底出產(chǎn)什么東西，或者有什么樣的產(chǎn)業(yè)工人……所以主要是歷史方法決定了要找的這些材料”。周錫瑞回憶，當時的材料相當一部分來自日本外務省的海關記錄——材料和數(shù)據(jù)一直都存在，不過是他的新的社會史的研究方法重新激活了那些看似冰冷而毫無聯(lián)系的數(shù)字，讓它們在新的視野下有了意義和價值 。
關于辛亥革命的傳統(tǒng)歷史敘事，大多將焦點放在孫中山等職業(yè)革命家、他們在海外的宣傳組織以及在中國發(fā)動的若干起義上面。周錫瑞則運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更注重從內(nèi)部尋找革命的根源。在他的分析中，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過程由鄉(xiāng)村和城市的民眾運動、分化了的士紳階級與新興的社會勢力團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沖擊的一個過程。他特別強調(diào)所謂“都市化”了的改良派士紳階層所起的作用。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很早就注意到了周錫瑞的這部著作，并力薦國內(nèi)翻譯出版，在1981年為中文版寫的序言中他評價道：“他（周錫瑞）敢于摒棄以往美國某些權(quán)威性中國近代史著作中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其中有些可以說就是陳舊的西方偏見）”，“從經(jīng)濟利益得失的角度來分析當時社會各個集團政治情緒的變化，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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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一個勁兒想把他灌醉
作為中國的研究者，周錫瑞從自己身邊感受到的變化發(fā)生在1972年——隨著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問中國和《中美聯(lián)合公報》的發(fā)表，中美之間結(jié)束了半個世紀的對立格局。這一年5月，應周恩來總理邀請，美國歷史學家代表團一行六人來華訪問。中國和中美關系漸漸變成一個話題。應出版商之邀,周錫瑞與同事夏偉合作了一本《現(xiàn)代中國：一部革命的歷史》（Modern China: The Story of a Revolution）。這本向美國中學生介紹中國的書，卻成為美國派往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參考書。
中美之間的堅冰悄然解凍。很快，周錫瑞又參與到另一項特殊工作：幫助謝偉思（John Service）整理出版他當年的外交記錄。謝偉思是活躍在近現(xiàn)代中美關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成都，父親是一名傳教士。作為美國外交界公認的“中國通”，謝偉思曾擔任中緬印戰(zhàn)區(qū)美軍司令官史迪威的政治顧問，1944年，作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迪克西使團）成員到訪延安，在三個多月的時間里，他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談話，向美國方面發(fā)回大量他對中共及中國局勢的觀察與分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謝偉思成為“失去中國”的替罪羊，在國會不斷接受各種質(zhì)詢。周錫瑞說，雖然費正清也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被卷入漩渦，但哈佛大學給他提供了某種程度的保護；謝偉思則不同，他的外交生涯就此中斷，“是麥卡錫主義真正的受害者。”
1971年，謝偉思夫婦應周恩來總理邀請，時隔26年后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重新挖掘和整理當年那筆史料成為當務之急。周錫瑞回憶，在麥卡錫主義時期，謝偉思已經(jīng)寫了很多匯報材料，有了這些基礎，其他有所欠缺的，周錫瑞就到國家檔案館繼續(xù)查找。材料搜集齊全后，他再與謝偉思討論相關材料的背景。
“謝偉思為人特別好，他對自己的遭遇一點怨氣都沒有，只是‘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這種態(tài)度?！?/p>
周錫瑞編纂的謝偉思1941-1945年間所擬電稿及備忘錄于1974年出版，題名為 《在中國失去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Lost Chance in China :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書里保留了許多國民黨與共產(chǎn)黨對峙時期美國對華關系的珍貴資料,成為研究20世紀40年代美國對華外交的重要史料?！罢f實在的，從感情上說，我所出的書中，這一部是讓我最高興的，因為我覺得多多少少幫助了一個好人——一位真正的受到迫害的好人?！?/p>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久，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組織了學術交流活動。周錫瑞一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提出申請。很快他就獲得通過成為第一批來中國進行歷史研究的美國學者之一。當時37歲的他，身份是俄勒岡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除了周錫瑞，第一批來華的學者還有黃宗智、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以及賀蕭（Gail B.Hershatter）等，他們后來都成為海外中國歷史研究的中堅力量。
2012年，周錫瑞在陜北采訪? 圖/受訪者提供
周錫瑞直接申請去山東大學。在他看來，之前做的辛亥革命研究有一個缺憾，“因為辛亥革命主要發(fā)生在城市里，起作用的主要是城市精英，而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農(nóng)民，我希望探討革命和農(nóng)民的關系?！敝苠a瑞的本意是想接著做有關中國農(nóng)村方面的社會史研究，特別是華北平原農(nóng)村經(jīng)濟，但他也意識到，如果涉及到這個方面的研究，主要資料來源于日本當年做的調(diào)查，不太會被中國方面接受。而毛澤東提出義和團是中國近代史“八大事件”之一，大概會比較容易通過，于是他就臨時報了一個關于義和團的課題。
此前，周錫瑞已經(jīng)間接看到《文物》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到山東大學早在1960年就在山東的一些鄉(xiāng)村做過義和團的調(diào)查。這也是他決定申請去山東的另一個考慮。所以當年9月一到山東大學，他就向校方提出看資料的要求，而對方總是回答“要考慮”、“要研究”、“要請示”。閑不住的周錫瑞看不到資料，就騎著自行車到處逛、到處拍照。“很快，學校有位領導就來找我談話，他特別有耐心，和我談了很久。我說我就想看資料，給我資料看我就不亂跑?！?/p>
1980年春天，山東大學方面突然通知周錫瑞可以看資料了。周錫瑞終于得見1960年代山東大學歷史系師生深入魯西、在當年爆發(fā)過義和團運動的地區(qū)遍訪當?shù)剞r(nóng)民所做的原始采訪記錄。
周錫瑞并不滿足于這些書面材料，還是一心想親自到義和團主要發(fā)生的那些鄉(xiāng)村去走訪，“看看村子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姓？產(chǎn)什么蒜？是富裕還是貧窮？……”他的腦袋里有無數(shù)個問題。在他持續(xù)的要求下，接待方終于被他的堅持所打動，最終同意他去農(nóng)村。周錫瑞發(fā)現(xiàn),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一張嶄新的床，床上都鋪著鮮艷的粉紅色的床單，床單上面赫然放著一包煙——“然而我是不抽煙的”，再有一個洗臉盆，到下面的縣里幾乎都是這樣的“標配”。
等到周錫瑞被允許下農(nóng)村，已經(jīng)是5、6月份、正是割麥子的時候。對村干部來說，突然來了這樣一個到處調(diào)查找人聊天的老外，真是個不大不小的麻煩。周錫瑞發(fā)現(xiàn)，每到中午吃飯，陪他的村干部都要一個勁兒地給他敬酒，設法把他灌醉。他明白了對方的“小心思”：希望他喝多了下午睡一覺，他們好利用這段時間出去割麥子?！八麄兙淳频臅r候，我盡量喝少一點；或者要一杯茶，多走走路?！被貞浧甬斈辍岸分嵌酚隆钡慕?jīng)歷，周錫瑞也忍不住笑了。周錫瑞認識后來成為他妻子、彼時還是俄勒岡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葉娃的時候，葉娃說周錫瑞說的是滿口“大蔥味”的山東話。
當年山大歷史系的學生，也對這位金發(fā)碧眼的老外的吃苦精神印象深刻。因為義和團運動多發(fā)生在偏遠的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交通不便，從濟南去一趟得轉(zhuǎn)好幾次長途汽車，耗時大半天。有一次，周錫瑞與他們一起去河北魏縣做調(diào)查，“魏縣的桃酥硬度達到磚頭級，他們將桃酥作為玩具，在大街上擲來擲去，先打中者為勝方?！彪m然周錫瑞當年比這些本科生大十幾歲，但他給同學們的印象卻是一個“步履輕盈、健步如風的小伙子”，所以山大歷史系的學生愿意喊他“同學”。四十余年過去，“在同學們的記憶里還是那個騎著自行車、斜挎書包、冬天戴一頂黃色軍帽、穿行在山大校園里的帥氣、和氣的周錫瑞同學。”
能進入中國、腳踏實地到達山東進行義和團的調(diào)查和研究，對周錫瑞來說，實屬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之便。這些成果體現(xiàn)在他后來寫成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書中不僅對19世紀山東的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作了區(qū)域性分析，對中西文化的沖突進行了深入的歷史溯源，他還糾正了當時甚為主流的一個觀點：即義和團由反清到扶清的立場轉(zhuǎn)變。他用大量詳實的材料證明，義和團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勤王運動?！读x和團運動的起源》于1987年出版后，立即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先后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最高獎——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和亞洲研究協(xié)會的列文森獎。至今，它仍是義和團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
因為用地方史和社會史的工作方法，周錫瑞也面對一些質(zhì)疑，比如他缺乏從清政府的角度來看義和團，未能討論他們的內(nèi)部斗爭等問題。
周錫瑞坦然面對這些問題。他說，清政府精英階層的官方文件，首先不是他所做的歷史；其次，“我覺得太難接觸到可信的材料。”在周錫瑞看來，野史或者回憶錄之類的材料涉及到宮廷里的各種內(nèi)部矛盾和斗爭，誰在斗誰，為什么？這很難判斷，“回憶錄又不大可靠，都是為某一方面在做辯護?！敝苠a瑞說，之前他也看到過張之洞與一位英國領事的會談記錄，張之洞向英國人抱怨?jié)M人專制而無能，讓義和團造成國家大亂，導致他的改良受到極大影響?！暗形牟牧侠锔静豢赡芸吹綇堉锤粋€外國人說這樣的話”，“當然這種歷史也必須研究，不過這不是我的長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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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魏斐德成了他的導師
1969年，周錫瑞為完成有關辛亥革命的博士論文在臺灣查找材料期間，接到魏斐德的電報，得知列文森在一次事故中意外溺水身亡。于是，32歲的魏斐德成了他的導師。
“我算不算第三代（美國中國學學者）還得考慮：我可以算費正清的學生，可以算他學生（列文森）的學生，也可以算他學生的學生（魏斐德）的學生。”
費正清古典貴族式的雍容大度和大家風范令周錫瑞終生難忘。1972年，周錫瑞寫了一篇《帝國主義的辯護士》，批評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現(xiàn)在看來，我的文章有點政治化了，”周錫瑞坦承。但費正清并不介意弟子的“造反”。“每次我出書，收到的第一封祝賀信一定是來自費正清的?！?/p>
在周錫瑞眼中，列文森“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傲形纳闹R特別淵博。作為導師，他是很隨性的一個人?！阋鲂梁ジ锩冒?！寫個提綱?！蔽红车碌娘L格則不一樣?！叭绻銌査瑯右粋€問題，他的回答永遠是我不知道。接著，他會問你很多問題，直到你有了答案。首先會問：你對什么感興趣？手頭有哪些資料？接著會不厭其煩地和學生探討他們的各種想法。他總要問問學生自己對研究題目有何構(gòu)想，將采取什么方法。他總會鼓勵學生說‘那會很有趣’。他總是在發(fā)掘?qū)W生的創(chuàng)造性，總是讓學生自己做最后的決定?！?/p>
無論是列文森還是魏斐德，都是生前及身后贏得極高贊譽的學者。周錫瑞說，魏斐德對列文森也非常欽佩。列文森去世后，魏斐德花了很長時間看列文森生前的信件，整理他的材料。有意思的是，周錫瑞與魏斐德本是列文森門下師兄弟，兩人年齡相仿，又有共同的哈佛背景，雖然沒有挑明，但彼此之間多少有著潛在的競爭關系。所以當魏斐德在列文森意外去世而突然變成周錫瑞的導師時，兩人的關系最初還經(jīng)歷了一段頗為微妙的時期。
魏斐德很喜歡講某年冬天他與周錫瑞一家外出滑雪的故事——若干年后，魏斐德第一次見到周錫瑞的夫人葉娃時的開場白是這樣的：“你知道嗎？你丈夫想故意殺掉我！”當時葉娃并不認識魏斐德，聽得莫名其妙。原來某一年，魏斐德一家與周錫瑞相約滑雪?；龅揭粋€很陡的地方，周錫瑞與魏斐德的兒子們擅長滑雪，兩個孩子沒猶豫，跳下陡坡繼續(xù)滑，周錫瑞跟著滑了下去。魏斐德沒那么擅長，摔了一跤，又摔了一跤……周錫瑞耐心地扶著魏斐德一路下了山。
“魏斐德的地方史研究貫穿著一種全局的大視野?！敝苠a瑞對這位亦師亦友的同行不惜贊美之辭。當被問到在老師的基礎上有什么超越之處，周錫瑞謙遜地說：“不能說超越，我只能說我們之間的不同。”他說，盡管他們做的都是社會史，但更細致的區(qū)別是，魏斐德主要是做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研究——寫了著名的關于上海警察的三部曲，“他所利用的檔案，是上海檔案館和當年租界的檔案；而我主要是做農(nóng)村，以地方檔案為主，所以我們路子有偏差。不過我們經(jīng)常交流，覺得我們的角度能夠互相補充。如果他在上海找到什么東西，我在農(nóng)村找到什么材料，我們都互相溝通，彼此都很興奮?！?/p>
如何平衡地方史的微觀調(diào)查與對一個國家的整體描述和判斷這樣的“大問題”？周錫瑞坦言這是一個難題。他提到，有一次在學術研討會上，著名學者孔飛力也參加了。“快結(jié)束的時候，他就說你們都在搞地方史，中國何在？你有江西井岡山的山區(qū)，你有華北平原，有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關鍵是整個中國在哪兒？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p>
不過，周錫瑞還是堅定地為他一以貫之的社會史的方法論辯護。“我覺得要搞社會史，就必須搞地方?！彼f，之前有太多的海外中國研究是看“整個中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家，各個地方的文化和風俗都不一樣。“我們要做社會史，不能只從政府或國家的角度看；也必須承認這個社會的多元性和各種不同的形式，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去理解這個國家?！彼岬?，他的老朋友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前幾年在當選亞洲學會主席時說：我們不能忘記中國革命，不能忘記這些大題目，不能忘記如何來理解中國這個大轉(zhuǎn)變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拔彝耆馑目捶ā５也荒苋ヅ鲆粋€跟我的研究方法不相適應的、瞎做結(jié)論的話題，這是一種矛盾，這種矛盾我解決不了?！?/p>
周錫瑞承認，近年來，中國研究的方向已轉(zhuǎn)向文化史，社會史已經(jīng)“失寵”?！皫缀跷宜械难芯可荚谶M行文化史研究——從電影領域到杭州的旅游業(yè)、老北京傳統(tǒng)的再生、重構(gòu)京劇成為國劇的過程、運動和體育的作用等等?！碧角蟾锩纳鐣鹪磳τ谀切┫肜斫膺^去的人們仿佛變得不那么重要，這肯定要付出民國時期中國農(nóng)村研究消失的代價?！罢媸悄菢?，那就太遺憾了?！敝苠a瑞說，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學者們文化史角度的局限性以及對某些文化現(xiàn)象誤讀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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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故事
2014年，周錫瑞有了一部“出圈”的作品：他根據(jù)妻子葉娃家族幾代人的故事，寫了一部《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一時間成為大眾媒體關注的焦點。
雖然書名是“百年”，但實際上周錫瑞借助葉家的家譜，將這段歷史的起點推至14世紀，而重點是近二百年葉家一門自晚清至共和國六代人的歷史。書的前半部，周錫瑞盡情發(fā)揮了一名優(yōu)秀歷史學家的優(yōu)勢——以史料和家譜為依據(jù)寫就的葉家先祖在太平天國期間的經(jīng)歷，充滿了“在場感”；后半部，他以實地探訪安徽和天津葉家故居以及做了大量葉家人口述調(diào)查的方式，展現(xiàn)了他治史多年的態(tài)度和功底。有趣的是，葉家散落在安徽和天津的兩支脈絡，最終靠他這個美國人恢復了接觸，之前他們已經(jīng)中斷聯(lián)系達百年之久。
《葉》的英文名（Ancestral Leaves）巧妙地利用了“葉”這個漢字的含義。正如周錫瑞在英文版序言里所說，“樹葉”這個含義對于這個家庭顯得尤為恰當：一方面，葉氏數(shù)代人如同一棵大樹的不同分支，彼此相連，族譜將他們溯源到同一個根源。另一方面，“這些‘樹葉’隨著近現(xiàn)代中國的狂風飄零輾轉(zhuǎn)，各自尋找屬于自己的生命歸宿。”如果說歷史教科書上的大歷史只是一些枯燥的字眼，這本書里的每個人的命運軌跡，其背后都是波瀾壯闊卻又風云變幻的大歷史。
周錫瑞的妻子、考古學家葉娃出身于中國有名的大家族天津葉家：高祖葉伯英，官至清朝陜西巡撫；幾經(jīng)變遷，到了葉娃父親葉篤莊一代，最為知名——葉篤莊是著名農(nóng)史學家、翻譯家，譯有《物種起源》《達爾文進化論全集》等；三伯葉篤義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七叔葉篤正為著名大氣物理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科技獎獲得者……葉氏兄弟中，最坎坷的，就是周錫瑞的岳父、葉娃的父親葉篤莊。他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第二年又以“美國特務”嫌疑被捕入獄。就是在這樣精神與物質(zhì)幾乎陷于絕境的條件下，他還翻譯了達爾文的巨著。十年刑滿后，葉篤莊仍然沒有自由，在安徽勞改農(nóng)場、漁場里繼續(xù)從事體力勞動。這個家庭的經(jīng)歷令為本書作序的章開沅先生唏噓感慨：“他的三個女兒先后多次前來探望，而愛妻則早已病故，父女在破舊且緊靠豬圈的茅屋里團聚并共話世態(tài)炎涼，其情其景催人淚下。這不是一個家庭的苦難，是整個民族苦難的縮影?！?/p>
葉篤莊
不過，較之于葉娃之前發(fā)表過的回憶父親的文章，以及葉篤莊與妻子孫竦之間曲折坎坷的感情經(jīng)歷，周錫瑞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比較克制。他說：“我也試圖說明，葉家的經(jīng)歷不僅僅是個人受難、做出犧牲的故事”，“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也是締造這段歷史的積極參與者。”“個人即政治”，如果我們不能領悟大的歷史進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這些歷史進程。而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小習慣、小習性也有助于塑造人們所生活的和決定歷史進程的大社會。
“家庭在中國社會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家庭的意識也在不斷地變化，我覺得葉家的故事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边@個家族從清代到民國、到共和國，都有一定的地位，是處于社會中堅階層的精英群體。追蹤葉家人的脈絡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地方精英的觀察?！皬谋容^史的角度來說，中國傳統(tǒng)的精英，其實難與英國、俄國、法國這些國家的精英們比，他們在宮廷里的地位很不穩(wěn)定，所以自始至終非常注重社會關系，比如利用同學關系、同鄉(xiāng)關系，來維持他們的地位?！?/p>
章開沅先生在序言里提到，雖然宗族在現(xiàn)代中國已日趨衰微，但宗族史與家族史的研究值得倡導，因為宗族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觀念乃至實體上仍然有大量遺存。”它對理解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乃至未來都非常有價值。所以，周錫瑞寫下的葉家的家族史，“不是古老家族與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單純抒發(fā)懷舊的詠嘆，它只是一個真誠的學者履行守望歷史與解釋歷史的職責?！?/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