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楊苡 ?整理 ?余斌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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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楊苡今年102歲了。近年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余斌一直在為她做口述回憶錄。這一過程不像專門的訪談，他們就如往常聊天一樣隨意。余斌說，“碎碎念”恰是楊先生自述的特點。
楊苡與李堯林、巴金兄弟的書信往來，如今已是文壇佳話。不過在楊苡的“碎碎念”中，這段經(jīng)歷還有許多珍貴的光影片斷鮮為人知，下文即對這部分內容的節(jié)選。如果你讀過巴金的《家》，也許可以在楊苡的回憶中讀到更豐滿的覺民和覺慧，他們在現(xiàn)實中的故事同樣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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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巴金寫信
我18歲時母親說，現(xiàn)在算大人了，該有零花錢了。以后我每個月就有12元錢的零花。之前要什么都是家里給買，我沒有一個人逛過街，身上也沒錢。第一個月拿了錢，我跑到唱片行，買了四張紅心唱片，三元錢一張，很貴的，拿回來開心得不得了。但是這一類的快樂消除不了我的苦悶，反而有時苦悶得更厲害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和那些參加抗日活動的同學過的完全是兩種生活，在這樣的大時代過一種貴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覺得很“醉生夢死”。
這些跟母親是說不通的。對她我從來不敢反抗，甚至沒想過要反抗。除非是到外地去，只要還在這家里，我想不出怎么能不聽母親的，也想不出我的狀況會有什么改變。
就是在一團苦悶中，我開始給巴金寫信。
我是17歲時開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許多巴金的書，《家》、《雷》、《雨》、《霧》，不光是小說，他編的書，我也看。新文學作家中，我哥喜歡胡適，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書，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畢業(yè)典禮，帶我去參加的。在燕京的禮堂，學生都在那兒了，就見司徒雷登戴著方帽子走過來，冰心和一些教師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側，靠過道，冰心就從她身邊過去，她激動得很，大喊“謝先生！”冰心連忙豎起手指在嘴前面，讓她別響。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頌母愛，我是有點隔膜的，因為母親對我一直很嚴厲。我愛讀巴金，因為巴金《家》里寫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其實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女校的好友當中，有好幾個都迷上了巴金，讀遍他幾乎所有的作品，從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說對年輕人是特別有吸引力的?？赡芎枚嗄贻p人都給巴金寫過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開始給巴金寫信的那段時間，同學劉家蓁也在給他寫信。1985年我和她通信中還說起這事，她在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的來信里這樣寫：“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卷進‘一二·九’運動后，心頭像一團火一樣在燃燒，血管里流淌著血要沸騰了，要爆炸了，一個18歲的年輕人承受不了在燃燒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尋求一個支持者，一個承受者，幫助她承受這火、這血。巴金先生是這樣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們當時那些極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動。我告訴他我們辦墻報，搞營火晚會，劃船到墻子河中央去放聲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們。我的心得到了安撫?！眲⒓逸璧窖影仓踹€給巴金寫過信，巴金稱贊她路走對了。
我也是寫信到巴金那里去尋求撫慰的。那段時間我特別苦悶。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說的“一二·九”運動，再就是我哥（楊憲益）去留學后，我覺得特別寂寞。我哥對我特別好，我總是跟著他，什么事都聽他的，像是一種依靠。有一次我上樓，仰頭對空氣喊了聲“哥得兒”，堂弟楊纮武聽到，就對母親說，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得兒”，那是從一個玩笑來的：八叔家的四哥還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帶我一起玩，他們和我哥都上新學書院，會英語，跟我說，喊我哥要說“DEAR 哥”，我不會說DEAR，一說就說成“得兒”。他們當笑話，說，行，你就喊“哥得兒”。后來就一直這么叫。我總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還說，我和我哥是一撥的。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對于我，他也像兄長一樣，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時，我簡直是狂喜，那幾天恨不得擁抱遇到的每一個人，告訴他們：“我收到了巴金的親筆信！”總想大笑，又怕是在做夢。事實上，信我是悄悄寫的，收到信也不能公開，尤其更要瞞著母親。
我在第一封信里寫了對他作品的喜歡，還有對他的崇拜之情吧，以后慢慢地，什么對別人不說的話都對他說，什么事都問他的意見。都是很長的信。我喜歡做夢，夢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個夢。我給朋友寫信習慣寫得很長，但給巴金的信特別長，以至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開我的玩笑，說我的長信長到一封信有17頁紙。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說到了對我家的不滿，重點是表示，我要做他筆下的覺慧。他回信表示不贊成，說我年紀太小，應該先把書念好。要有耐心。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和劉家蓁之間的通信，當然也不知道他稱贊她去延安是“路走對了”，否則我大概要問，為什么贊同劉家蓁去走自己的路，卻不贊同我像覺慧那樣呢？可能他會說，你和她的情況不一樣?，F(xiàn)在我想想，如果劉家蓁當時不是已經(jīng)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許又不一樣。巴金總是愛護年輕人，為他們設想的。
我跟巴金通信，母親并不反對。我開始瞞著她，后來還是忍不住說了。我給好萊塢明星還有巴金寫信，她都是知道的。他們回信，我告訴她，她嘴里不說，心里也是高興的。她也有她的虛榮心嘛。巴金的《家》她看過，知道他名氣很大。對《家》怎么個看法她沒說過，不過晚年她有次說我，你和你哥都不給我爭氣，就知道玩兒！你們怎么就寫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寫，你們就不能寫？但是另一方面她挺傳統(tǒng)，對巴金鼓勵年輕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響一直有點耿耿于懷。也是晚年的時候，有次她對我說，你都是給巴金害的。這是說我后來的路，離家去讀書，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楊憲益兄妹三人談笑風生，左為大妹楊敏如，中為小妹楊苡
“大李先生”
巴金給我的一封信里，勸我好好念書之余，說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堯林，說他會幫助我的。李堯林是巴金的親哥哥，兩人的關系特別好，巴金離開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堯林一道。后來巴金去了法國，李堯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學的外文系，畢業(yè)后就到天津南開中學教英語。我是不大會和陌生人交流的，哪敢主動去找？寫了個紙條讓同學馮秀娥帶給他，上面寫了家庭住址聯(lián)系方式，這事就算結了。
那時李堯林住在馮秀娥家。馮秀娥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班，但我們常在一起上課。她家里是開綢緞莊的，弟弟在南開中學念書，李堯林是他的老師，他課講得好，特別認真，對學生也特別好。像南開許多學生一樣，秀娥他弟弟也喜歡大李先生。日本人飛機轟炸，一顆炸彈落在南開，炸到了教師宿舍，大李先生沒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讓他住到家里。秀娥家有地方住，同時也希望大李先生幫著孩子補習英語，就答應了。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馮家原先的客廳。之前巴金給他寫信提到我，說沒有妹妹，就把她當小妹妹看吧。他因為知道馮秀娥和我是同學，就讓她叫我到她家見個面。
馮秀娥對我說，李先生問起你，說你怎么不去見他呢？我一時想不起，問，哪個李先生？她說，就是巴金的哥哥呀！我這才想過來。一見面他就說，以為你是個小孩子，沒想到其實是大人了。那天我穿著旗袍，半高跟鞋，說大不大，倒的確不能算是小孩了。以后這意思他還說過不止一次，老說我：也不小了，怎么什么事也不懂？
后來就開始通信了，而且越來越密，有時候一天就有兩封，頭一次一天兩封信，是他寫給我的。從第一次見面，到我離開天津去昆明念書，大概有半年時間，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寫給他的信應該更多。對巴金，當著面我都是稱“李先生”，李堯林是他哥哥，就稱“大李先生”。寫信的時候不一樣，給巴金寫信，只稱“先生”，寫給李堯林，就稱“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寫給巴金的信主要是說苦悶，給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賬一些，多說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匯報。
大李先生和巴金的信，都是寄到同學葉道純家里。有信來，她就打電話告訴我，我就讓小本兒去取。小本兒是我們家的車夫，在我們家干了好多年。都是我在樓上按個鈴，他就從下房那邊過來聽吩咐。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單獨見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情況，是說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個地方會合。跟母親，就說是到同學家玩去了。我在學校、在家里受的教育，都是不許說假話的，在家里母親問我什么，我都不敢隱瞞，所以我說去同學家，她都是信的。我說去找同學玩，也不是撒謊，有時真是想和同學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比如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頭之后，就去找同學安繼倫。安繼倫家也在租界，有個小院，大李先生在街對面等，我就過街去按她家的門鈴。晚上英租界特別安靜，門鈴聲音很響，按了又按，聽見里面安繼倫和大人說話，過一陣她出來說，家里人說太遲了，不許出去。這樣我就和大李先生單獨去散步了。大概我按門鈴時沒等響完了又按，大李先生笑著說，你急什么呀？我說我沒急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單獨和大李先生散步。
1925年，巴金與二哥李堯林在南京
我和大李先生沒一起看過電影，都是在電影院里碰上——和一個男的去看電影，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家看電影，通常不是買當場票，在報上看了電影廣告，會讓下人去買某個時間的。我看電影，通常不是一個人去，不是和母親，就是和同學一起。這時候和同學一起去的多了。在信里我會和大李先生說，要去看哪場電影。
我特別愛看電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電影，《呼嘯山莊》也是，好萊塢片拍的，叫《魂歸離恨天》。剛有有聲片那陣，好多電影公司都搶著拍歌舞片，米高梅、派拉蒙，還有United Artists，中文名好像叫“聯(lián)藝”，都拍。我們家里原來不大讓看的，后來也讓了，因為并沒有什么露大腿的。有一部《百鳥朝鳳》，我看了三遍。這些我都會在信里說。還有《丹宮恨史》，后來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說原著《增達的囚人》，算“通俗小說名著”中的一種。這些過去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老聽我說，他就說，我也看看吧。
那時的電影院不是對號入座的，說來有意思，有一次看到大李先生，我坐在左半邊，他坐在右半邊，不久以后在另一家影院，我坐在右半邊，發(fā)現(xiàn)他坐在左半邊。在哪家影院坐哪半邊，都是習慣性的，他正好和我相反。
即使發(fā)現(xiàn)了大李先生，我們也不會坐到一起。只是到電影散場了，我會看到他在門口站著，等我。我看電影，家里的黃包車都是在門口等著的，這時我就會過去跟車夫說，要和老師說話，讓他再等著。
和大李先生單獨在一起一共沒幾次，外面就風言風語的，有些傳言。我不知道那時是否已經(jīng)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但她似乎也覺得我有點不對頭了。每天下午一定的時間，我都會把房間里面對著街上的窗戶打開，在留聲機上放唱片，開到很大的音量。放的不是卡魯索就是吉利唱的歌，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聽過也討論過的，我們各有所好，爭持不下，我喜歡卡魯索，他鐘情的是吉利。南開中學被炸以后，他在耀華中學找到了職位，耀華也是教會學校，比南開的待遇要好。這時我們家已搬到了耀華里，距耀華中學不遠，大李先生從他的住處去學校，都要經(jīng)過耀華里，我們住的房子是臨街的，也就是說，他每天都會從我家門前過去。我是算好了耀華下午放學的時間等著他的。
1937年，楊苡從天津中西女中畢業(yè)后在照相館留影
我希望他聽到唱片會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給他聽。他的確也會朝樓上望過來，雖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會站到窗前，開著窗戶在樓上和他說話更是不可能的，我只會遠遠地看他兩眼。就這樣母親已經(jīng)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響？當然即使她到我房間里來，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過去，也發(fā)現(xiàn)不了什么，因為她并不知道有個大李先生。
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間的秘密。給巴金寫信，后來對母親不是個秘密了，和大李先生通信，她一點也不知道。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沒多久，他就說，我們可以把信都編上號，我就給編上了，信都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拿出來看。不僅對母親，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沒有分享過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同學好友說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的事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開心——不只是開心，還是欣喜，因為守著一個秘密，興奮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說，那就是一種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沒有教過我，不過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學生在一起的樣子。他在南開教過的學生中，好幾個人后來和我成了極好的朋友，比如黃裳、黃宗江。我們在一起當然談論過李堯林，他們的回憶文章也讓我想起當年的大李先生。在他們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講課生動，對學生熱情，就像對朋友一樣。他有許多愛好，拉小提琴，聽古典音樂，喜歡逛書店，溜冰很拿手……在學生心目中，他簡直是個“快樂王子”式的人物（黃宗江的一篇回憶文章，題目干脆就叫《快樂王子頌》）。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都是可以得到印證的。比如音樂，他談起來總是津津有味，雖然我們沒有一起去過音樂會，聽唱片也是各聽各的，除非他從我們家樓下走過聽到我在放唱片也算是一起聽。再比如溜冰，我和他一起溜過的，不是單獨，是和其他同學一起，他背著手隨著“溜冰圓舞曲”滑行的樣子，我們都覺得帥極了。
后來見到巴金，慢慢熟悉了，我有意無意地會拿他們兄弟倆對比。巴金穿著是不講究的，李堯林就比較講究，不是說穿的衣服檔次高，是他注意整潔，講究合體，所以他的學生會覺得他很瀟灑，風度翩翩。巴金除了寫作，愛好是不多的，李堯林則是興趣廣泛，我的印象里他是個愛玩會玩的人，這也是我覺得他親近的一個原因。對巴金就更多的是“敬”的成分了。
事實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樂的時候，其至可以說，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的。我太年輕，總是我對他說我的苦悶，他是不會談他的苦惱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嘆：“什么都是irnoy of life（生活的諷刺）！”也不止一次讓自己樂觀起來：“我主張happy-go-lucky（隨遇而安）?！蔽液芮宄赜浀?，有次散步時他說他贊成“all or nothing （要么擁有一切，要么一無所有）”，對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運的安排了，但隨即他就苦笑著補了一句：“對于我，就是一無所有！Nothing！”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慢慢能體會到他內心的苦澀。巴金《家》里的覺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從覺新、覺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堯枚和巴金自己一樣。他和巴金一起離開家到外地讀書，都是標準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歲多，可以說還是他帶著巴金擺脫舊家庭的。但是大李先生后來的情況小說里就沒寫了。主要是李堯枚因家里破產(chǎn)自殺后，他和家里就沒那么對立了，他覺得過去大哥擔的責任要由他來承擔了，每個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邊繼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靠他的。其實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決絕，巴金和家里有沖突時，他總是在中間調停。他當然希望過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只是為了家人，他選擇了犧牲自己，過一種清苦的生活。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時候，他還穿得很單薄，沒錢添置棉袍，更不要說大衣。
我認識大李先生的時候，巴金已經(jīng)出名了，一部《家》為巴金帶來無數(shù)的讀者，這時候已經(jīng)有能力幫助家里，但是他希望這個弟弟全部精力都用在寫作上，還是一人承擔家里生活。對此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他是內心很驕傲的人，不會向人訴苦。他也從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關系，他的學生都是很遲才從別處知道，他們的英語老師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親哥哥。大李先生對我提起巴金的時候也不多，我和他說《家》他就笑著說，巴金并沒有一個“鳴鳳”，他也不存在一個“琴表姐”，那是四弟編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場，他說到巴金時有一種沉思的表情。他說他最喜歡四弟，四弟勤奮用功，從小就有抱負、有信仰，愿意為信仰獻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沒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然后他用英語說：“I’m proud of him（我為他驕傲）！”接下來的一句更讓我終生難忘：“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 and if I would, 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氣，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背后總是說，李堯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這成了他的標簽，這多少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著用中文跟我說，四弟比我用功，他總是不停地寫，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別的事……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路……
前面說過了，我哥走了以后，有很長時間了，我有說不出的孤獨，遇到了大李先生之后才又開心起來。那是我一輩子難忘的幾個月。只有幾個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書了。有一天我和同學在大光明電影院看日場電影，電影院人不多，開場前我老遠就看見大李先生坐在左邊的后排，目不斜視。有這么巧的事，我不記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訴他，同學約我一起看這場Alice Faye的電影，只記得散場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邊走。他不說話，面無表情在前面走，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電影院門前的大臺階了，他才站住等我。我回頭讓同學先走，她們就嘻笑離開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著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
他帶我走到了海河邊。那地方離電影院并沒有多遠，但我真的沒去過。一個人家里是哪也不讓去的，天津租界以外的地方我實際上沒去過幾處，雖然把覺慧當榜樣，事實上在母親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們站在海河碼頭一帶的岸上，看見遠處一艘白色的大輪船緩緩地駛去，一點點變小，最后消失，這景象帶給我一種說不出來的新鮮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邊，輕輕地說，你看，你就會坐這樣的輪船離開你的家鄉(xiāng)的。我傻乎乎問了句，你呢？他嘆口氣說，我遲早也是要走的。
那時候關于大李先生和我的傳言已經(jīng)有一陣了，一起看電影的同學走開時嘻笑的表情，也在暗示她們猜測我和大李先生在談戀愛。我覺得很冤枉，我認為我和他之間是友誼，不是愛情。即使真有愛情的成分，那時我也不敢承認的，不管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
1951年，楊苡一家合影
前幾年還有人問我，和大李先生在一起有過電的感覺嗎，拉過手嗎？其實在天津我對大李先生完全沒有那方面的感覺，他是老師、兄長，我對他完全是仰視的呀。
我受的教育是男女授受不親，不要說拉手，碰都沒碰過。要說的話，只有一次，他碰到過我頭發(fā)。是有次在英國花園散步，他問我怕不怕蛇，怕不怕蟲，我說怕得要命。他就說我頭發(fā)上有個吊死鬼。不是騙我，那一帶有很多樹，常有吊死鬼吊在半空中。我聽了嚇得一動不敢動，直說請他幫我弄掉，他就弄掉了。這和手拉手完全是兩碼事吧？我給巴金寫信，把傳言說了，表示對傳言很氣憤：他們這么說，是對大李先生的污蔑，是褻瀆！
那一天很快就來了——我是說離開天津赴昆明的那天，1938年7月7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碼頭送我，到時候家里一大幫子人要去送，而我們的交往是背著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們見了一面，事先約好了的。平時我們約的地方或是在街對面，或是離家遠點的地方，那天他就在家門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靜，即使大白天也沒什么人。我們從這條街走到那條街，就這么來來回回地走，一邊走一邊說話，走了大概有兩個小時。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絹，一盒里裝著六條，汕頭產(chǎn)的，因為上面有手工繡的花，很貴，一盒要六元錢，以他當時的收入、他的負擔，真是要咬咬牙的。（后來我母親看見了說，怎么送那么貴的東西？我說是一位老師送的，她也沒再追問。）我送過他巧克力，不過是一元多錢的東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裝滿了碎紙片，他掏出來，問我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來。他說是我寫給他的信。他還說，我主張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釋他干嘛要把信給撕了。這和他之前讓我把收到的信編上號有點矛盾。按照他的囑咐，我們每個信封背面下角都寫上數(shù)字（NO.1，NO.2……），編號不就是要保存嗎？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興甚至是要絕交的，他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是照常理推，但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樣的地方。其實當時我根本什么也沒想，他說什么我都覺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無人的街道上把碎紙片拋掉，我沒有什么不高興，過后我們就繼續(xù)說話，還是以往的話題，一樣的氣氛。
最后我們又回到了家門口，按門鈴進去之前，我對他說：“昆明見！”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沒有多少離情別緒，甚至可以說還在一團高興當中，因為我馬上就要離開束縛我的家了，而分別是暫時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過：
雖然離別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們就會見面的，希望我們見面時都比現(xiàn)在健壯。
我們約定，他不久也去昆明的。
再也想不到，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