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陳又禮 發(fā)自坦桑尼亞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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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以撒卡倚著搖搖欲墜的土墻，蜷坐在灰塵里。他干細(xì)的胳膊支在同樣干細(xì)的大腿上，一雙昏濁的老花眼盯著某一個隨機的點，一發(fā)怔就是幾個小時，像是被吸進了黑洞。僅剩的一丁點頭發(fā)在最近的這大半年里該掉的掉、該白的白，胡須倒像被施了肥，參差地往外冒，纏成無數(shù)個死結(jié)，估計到死都不會有柔順、美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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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的一個下午，“新冠肺炎臨時調(diào)查小組”（其實是鎮(zhèn)委會）來到克拉圭村，四處打聽“卡巴卡的父親”的下落。幾個一臉狐疑的村民告訴他們：直穿進這片香蕉林的最里頭，你會看見一個胡子拉碴的老頭子，便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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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的父親”就是以撒卡。他唯一的兒子卡巴卡在5月7日開貨車去肯尼亞送貨時，在邊境關(guān)卡上被測出新冠肺炎陽性、遣返坦桑尼亞，并被送進達累斯薩拉姆（坦國第一大城市）的穆希比黎醫(yī)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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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卡對此一無所知，在聽調(diào)查小組敘述整個事情經(jīng)過時，他還是發(fā)著怔，好像這一切都是別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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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新冠肺炎，他有著不得不去對付的、更殘酷且頑梗的敵方大軍：艾滋病毒、瘧疾、傷寒……其中的領(lǐng)軍者，是貧窮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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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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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diào)查小組的成員們東西南北地詢問了好一番，最終得出結(jié)論：老以撒卡“疑似”新冠肺炎病毒攜帶者。原因：5月初他和兒子卡巴卡有將近兩個小時的共處，雖然卡巴卡沒有進草垛子，但他用家里的銅鍋煮了一杯茶喝，之后老以撒卡既沒有洗鍋，也沒有洗杯（據(jù)村民們描述，他幾乎從不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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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他還咳嗽，這幾年來就沒有停過。村民們說，老以撒卡的肺里好像住了一頭餓牛，每次只要牛扯起嗓子來一低吼，仿佛胸腔骨都要給震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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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diào)查小組緊急討論了幾分鐘，到底要不要找個地方把老頭兒給隔離起來呢？要找的話，又得往哪兒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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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處在于，第一，名義上的“新冠肺炎隔離中心”在一百八十多公里以外的布科巴鎮(zhèn)上，距離遠；第二，鎮(zhèn)醫(yī)院本來就小，現(xiàn)在卻必須接收方圓三百公里以內(nèi)的所有疑似患者，早已人滿為患；第三，老以撒卡孤身一人，身份證明在幾年前被弄丟了，他又不識字，住院手續(xù)、差旅費、出院后何去何從，一旦接手，都會成為負(fù)擔(d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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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調(diào)查小組成員們左顧右盼了一番，都一致覺得：老頭兒現(xiàn)在所處的這個環(huán)境，本質(zhì)上說來，不已經(jīng)跟“隔離”差不多了嗎？周圍一大圈都看不見任何人家的草屋，要不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村民誰也不會跑來串門。前些年老頭兒還會時不時出現(xiàn)在村里的小酒棚里，一喝就爛醉如泥，但這三年多，自從他不知怎么搗鼓明白了土制香蕉酒的造法后，便連外出買醉的一里路也干脆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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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老以撒卡就這么一個人住在無邊無際的香蕉林里，靜悄悄的。好在克拉圭村所在的卡格拉省雨水充沛、盛產(chǎn)各類香蕉——飯蕉、果蕉，還有用來釀酒的——他哪兒都不用去，就能勉強自給自足。偶爾村民經(jīng)過、聽見他在空曠林地中的干咳聲，才會想起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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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老以撒卡家最近的鄰居（距離約800米）、卡巴卡的發(fā)小穆薩告訴調(diào)查小組，大家之所以對以撒卡避之不及，不僅因為他只要一喝醉就惹出亂子，更因為打從他不出門起，他就再沒有到公立醫(yī)院去拿過政府向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免費發(fā)放的藥物，體檢更不必說。艾滋病患者的一條命，幾乎全靠抗艾藥物撐著，一旦停藥，身體狀況就會急轉(zhuǎn)直下。穆薩一家說瞥見過他渾身長滿大片的皰疹、掉皮潰爛，創(chuàng)口一層層滲進皮肉、穿筋至骨，成群的蒼蠅扒在上面，趕都趕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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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議論紛紛：這人一定活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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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到三個月過去、三年過去，老以撒卡卻依然無聲無息地活著。他那個開貨車的兒子卡巴卡每個月用手機給穆薩打五萬先令（約合150元人民幣），穆薩用這個錢買了紅糖、鹽巴、幾盒火柴、五斤大米、五斤大豆和一礦泉水瓶的食用油，放到老以撒卡家香蕉林的邊上。這就是以撒卡和外界的所有聯(lián)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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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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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以撒卡記不清自己是在哪一年有的卡巴卡了，只記得卡巴卡出生的那一年，常年濕潤的卡格拉省遭遇五十年一見的大旱，香蕉林被烤得幾近冒煙，村民們的牲口死得七七八八，到處是腐臭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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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們，據(jù)當(dāng)?shù)厝苏f活下來的只有五成左右。以撒卡給兒子取名“卡巴卡”，在當(dāng)?shù)氐耐猎捓镆馑际恰坝怖省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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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鎮(zhèn)辦公室里的資料記載，旱災(zāi)導(dǎo)致民不聊生的時間是1982年，由此推算，卡巴卡的年紀(jì)在38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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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卡巴卡一歲多，他的母親、以撒卡的發(fā)妻跟同村的一個礦工跑了路。村民們說這是因為家里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之前干死的香蕉林還沒有長好，以撒卡體弱又酗酒。女人剛生了一個女嬰，卻沒有奶水，孩子熬了兩個月還是餓死了。她在某一個夜晚用討來的一點米給一家人煮了頓飯，還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點肉，等兩人吃完睡下后，她什么都沒有帶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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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卡巴卡就這么饑五頓飽一頓地磨完了小學(xué)和初中的十年。初中會考前三個月，他知道自己考不過，直接退學(xué)，去鎮(zhèn)上拉木板車給人送貨。三年后他有了一些積蓄，自己考了駕照，借錢買了一輛二手貨車，成為一名貨車司機，一直跑長途到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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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卡巴卡娶了老婆、陸續(xù)有了四個孩子，從跑國內(nèi)長途到跑國際長途，生活水平隨著收入一點點往上漲，他在家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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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他買了兩輛大貨車、額外聘了一名司機，還帶了兩個小徒弟。因為業(yè)務(wù)擴展，卡巴卡搬出了卡格拉省，帶著一家人遷到了坦桑尼亞第三大城市阿魯沙。打那時起，他回老家克拉圭村的次數(shù)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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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魯沙位于坦桑尼亞北部，距離肯尼亞邊境不到兩百公里，因著靠近各大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qū)和乞力馬扎羅雪山，是各國入境游客、在坦外裔人士的主要聚集和居住地。除此之外，由于人員混雜、階級分化，阿魯沙曾是公認(rèn)的全東非治安最糟糕的城市，只要天一黑，幾乎出門必遇惡事，直到近幾年政府加大管制和維穩(wěn)力度，臭名才算是被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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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阿魯沙車水馬龍，各國風(fēng)味的高檔餐廳、咖啡館、藝?yán)?、購物中心越開越多，載著各樣膚色的觀光客的越野吉普也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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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薩說，卡巴卡不止一次在電話里提到過對阿魯沙的喜愛，“他常說阿魯沙是東非真正的國際大都市之一，就是不管什么收入水平、什么膚色、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這里生活。”兩年前有一次，穆薩問他：“你自從搬到阿魯沙，已經(jīng)三年沒回過家了，不打算看看你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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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沉默了一小會兒，說：“一個從小到大沒管過我的爸，不看也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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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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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日，一個女人離開阿魯沙去了比利時，在那呆到3月16日又回到阿魯沙。她搭乘一輛私家出租車至位于市中心的超級市場買了一些儲備食物，返回住處自行隔離，沒過多久，政府的防疫相關(guān)部門接到她的電話，她說自己出現(xiàn)了新冠肺炎的相關(guān)癥狀，要求住院、接受官方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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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坦桑尼亞確診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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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魯沙城瞬間炸開了鍋。因為人口密集且流動性大、城市衛(wèi)生狀況糟糕、貧富懸殊，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座國際化城市在抵御疫情方面都盡顯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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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例出現(xiàn)的3月中旬到3月底，卡巴卡都在外出車，他在坦桑尼亞最南部與贊比亞交界的姆貝亞省從農(nóng)民手里買生腰果，拉到中部的辛吉達省加工，再拉到東海岸的達累斯薩拉姆（坦國第一大城市，以下簡稱“達市”）給腰果收購商，賺運費和差價。途中他陸陸續(xù)續(xù)從手機新聞和小旅店小酒館的電視上看到關(guān)于肺炎的消息。3月22日，他給妻子蘇比娜打了通電話，叮囑她不要帶幾個孩子串門、盡量買口罩存著、多用肥皂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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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比娜問：“口罩要去哪里買呢？”卡巴卡也不知道，就讓她自個兒打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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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傍晚，卡巴卡抵達終點站達市。當(dāng)時達市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不少疑似病例，全國大中小學(xué)已全面停課，超市和商店的某些商品被搶空，100毫升的洗手液從1美元漲到了7美元，一盒手套20美元，而口罩，更是有錢都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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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是我在達市的最后一天，那是個尋常的星期三，車站、咖啡館、快餐店、生鮮市場、超市、商務(wù)區(qū)到處都像往常一樣人頭攢動。達市的人口密度是3100人每平方公里，和阿魯沙一樣是國際化城市。城市看起來雜亂無章得很，又有著某種運轉(zhuǎn)規(guī)律，各部分之間相互牽扯、共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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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除了大型的超市、各類機構(gòu)和企業(yè)有專用物流之外，其他幾乎所有單位，都由打日工的體力勞動者用木板車從城郊拉各種蔬菜食品、日用品和其他商品進城，點對點供給大型市場里的個體戶攤位，這些攤位再找小面包車或用木板車送去給訂了貨的顧客、餐廳、公司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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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達市還是阿魯沙，拉木板車的人都隨處可見。他們跟當(dāng)年的卡巴卡一樣，赤著上身，風(fēng)大的時候就披個馬褂，在大街小巷里吹著口哨左溜右拐，除了上坡時需要咬緊牙關(guān)，其余時候就算是堵車堵到人發(fā)昏，也還是能自由穿行。他們掙一里路的錢，就吃一里路的飯，流幾兩汗，就喝幾兩酒，一天也停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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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喀瑞雅戈等公交車時，我問一個在路邊樹蔭下等活兒的木板車夫：看到新聞上說的肺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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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斜瞄了我一眼，平淡地說：“都吵炸天了，能看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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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成天聚在喀瑞雅戈，全市人最多的地方，有沒有一點擔(dān)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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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dān)心什么？我家里五個孩子，搞不到今晚飯錢才讓人擔(dān)心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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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呢？政府不是發(fā)了公告，說在公共場合必須戴口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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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那玩意兒從我出生起，就只在電視上和醫(yī)院里看見過，別開玩笑了，咱們坦桑尼亞沒這個東西，可不像你們中國。話說你一個中國人怎么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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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上出門時我是戴了的，可熱帶的濕氣和潮熱沒過多久就憋得我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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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城里六個多小時，我只看見大超市里的五個收銀員和三個開私家小轎車的人戴了口罩。新聞、廣播、告示欄里的各樣規(guī)定，他們看過、討論過、驚訝過、害怕過之后，仿佛與自己的生活再無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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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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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那天，卡巴卡時隔四年回到老家克拉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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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穆薩說，4年了，除了首富新修了更大的房子，這個村子還是一點也沒變，感覺再過40年，也不會有什么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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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買了酒，一起去了穆薩看守的玉米田邊上。玉米田的所有者是村里的首富，常住達市，一年也回不來一次。全村、甚至鄰村所吃的玉米，都由此而出。穆薩在這里當(dāng)守夜人已經(jīng)有幾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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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直喝到凌晨，渾渾沌沌地進守夜的小棚子睡到隔天早晨7點多，倆人一塊兒煮了茶喝，還攤了幾塊餅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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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過的樣子，卡巴卡開始往家走，估計到家時是9點半左右。兩個小時后他離開，到了穆薩家。他告訴穆薩，自己給父親留了10萬先令（約合300元人民幣），所以接下來的兩個月里，自己都不會打錢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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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薩問他，老頭兒身體不好，最好吃些有營養(yǎng)的，這點錢是不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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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了錢能去干什么，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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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就算了，你也總該勸他去醫(yī)院拿藥（抗艾藥物）吧？怎么你拿自己的藥就跑得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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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薩記得卡巴卡低著頭沉默了一會兒，又仰起頭來看了看明晃晃的烈日，說：“藥是免費的，他要愿意，早就去拿了。都七八十歲的人了，就別再折騰他了，他想這么過就這么過吧。誰能左右別人的生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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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卡巴卡就離開了。之后他取了寄存在鎮(zhèn)上的貨車，帶著徒弟，直接開車前往肯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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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沿T2國道一路開到了坦肯邊境的納芒噶。5月7日早晨，他們抵達關(guān)口，準(zhǔn)備過關(guān)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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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看見一長串的人排著隊接受檢查，要是體溫超37.5度，就會被帶到隔壁一個房間去，有的過一陣子出來了，有的就一直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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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將近正午，才終于排到了卡巴卡。體溫計對著太陽穴滴地響了一聲：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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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被帶進那個房間，徒弟站在門外，聽見他不斷嚷嚷：“不對啊，我連咳都不咳，你現(xiàn)在告訴我我得了這個什么肺炎，沒有搞錯吧？”那天在納芒噶城，共50名試圖從坦入肯的卡、貨車司機被查出新冠肺炎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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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肯尼亞官媒報道，至5月中旬，這個口岸所檢測出的新冠肺炎陽性的司機，共182名。5月16日，肯尼亞政府宣布封閉與坦接壤邊境。此外，盧旺達、贊比亞、烏干達等與坦桑尼亞相鄰的國家，都前后關(guān)閉所有對坦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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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卡巴卡和其他司機被遣返回國后，都被送去了穆希比黎醫(yī)院（全坦12個被官方指定的新冠肺炎病人收容點之一）。卡巴卡在那里住了兩個多星期，據(jù)他自己說，沒有受什么罪，“輕輕地病了一病，反倒是因為成天躺著不動，還胖了一兩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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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出院時，有人（卡巴卡也不知道是哪個部門的人）來找他以及其余十幾個同一天出院的新冠肺炎痊愈者，讓他們簽了一份保密協(xié)議。卡巴卡簽完之后，對方告訴他，拿協(xié)議的副聯(lián)，可以去阿魯沙城里的某某車庫取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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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回家的大巴車票時，卡巴卡借售票小哥的手機給妻子蘇比娜打了一個電話。蘇比娜說自己開的小餐館倒閉了，四個孩子都在家，家里吃的用的都是她跟娘家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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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阿魯沙情況還是不好，到處都聽說有死人的，你快回來吧?！闭f完她抽泣了兩聲，就掛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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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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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卡巴卡在上大巴前買了兩份當(dāng)天的報紙，想看看現(xiàn)在這肺炎在國內(nèi)到底是什么形勢，確診病例有多少、死亡人數(shù)又有多少。奇怪的是，他翻來翻去，除了一些類似肺炎對貿(mào)易和各行業(yè)影響的報道，沒有找到什么具體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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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則讓卡巴卡多看了兩眼的新聞，是關(guān)于26日當(dāng)天衛(wèi)生健康部長的講話。部長說：“……盧藍西城（位于坦桑尼亞東海岸線的中型沿海城市）里的新冠肺炎收治點的最后一個患者今晨出院，多天以來，這個收治點都沒有接收到任何新病例，所以在本周內(nèi)，盧藍西點將被關(guān)閉。這是近期全國85個指定收治點里被關(guān)閉的第74個，剩余的11個，相信也會在短期內(nèi)因患者數(shù)量劇減而被逐漸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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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到阿魯沙后，卡巴卡驚訝地發(fā)現(xiàn)，除了偶爾一兩個戴口罩的白人、商店門口用以洗手的水和洗手液之外，整座城市的運轉(zhuǎn)好像從來沒變過道。他取了貨車，找到當(dāng)時落在車上的手機，把車停在路邊，點開油管看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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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木沙庫伊奇瑪，一名81歲的退休高級法院法官，在達市的卡伊魯奇醫(yī)院去世，幾天前他因新冠肺炎陽性被收治，但在他的死亡證明上，死因一欄卻寫著“自然死亡”。他的一位近親去達市市政府辦死亡登記時，看見在一本封皮上寫著“新冠肺炎葬禮登記冊”的本子上，木沙名字前的編號是第256個。而當(dāng)晚在木沙之后、被埋在同一塊墓地的死者，有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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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總統(tǒng)約翰·馬古富力開除了坦桑尼亞國家健康實驗所（也是全坦唯一一間能測試新冠病毒的機構(gòu)）的所長，原因是，總統(tǒng)從一個木瓜、一只鵪鶉和一頭山羊身上各取了一份樣本，并標(biāo)上人名，送去實驗室做新冠檢測，結(jié)果三份樣本皆呈陽性。總統(tǒng)接著就發(fā)表了公開講話，說對檢測試劑盒的準(zhǔn)確度和真實性高度懷疑，望民眾不要受到輿論和外媒的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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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還搜索了至今感染者的數(shù)目，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官方統(tǒng)計的最后一次更新是在4月29日，打那天起，感染人數(shù)、痊愈人數(shù)和死亡人數(shù)就始終是509、183、21。截至9月13日，這個數(shù)據(jù)都沒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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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新冠肺炎全球分布圖顯示，全球只有兩個國家感染人數(shù)未知，一個是朝鮮，一個坦桑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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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心里真的說不上來是什么感覺，就是覺得不可思議……好比我從5月4日起住了兩個多禮拜的醫(yī)院，除了我和其他那些被治療的人，這十幾二十天對全世界而言，都是不被知道、也不被計算的。就是覺得自己被手術(shù)刀從整條時間線上給切掉了一樣?！笨ò涂ㄔ陔娫捘穷^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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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他們彼此慶幸了一會兒，一塊兒喝了汽水。汽水剛喝完，蘇比娜說要去教堂，5點鐘有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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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逢星期天才去嗎？什么時候變得這么積極了？”卡巴卡問蘇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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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tǒng)說了，我們什么都沒有，只有禱告能救我們。你要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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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說自己累了，想睡覺，蘇比娜就帶著四個孩子噔噔噔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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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又開始用手機搜總統(tǒng)關(guān)于禱告的講話。在那個視頻里，馬古富力說，我們坦桑尼亞，真要對抗新冠肺炎，既沒有足夠的醫(yī)院、足夠的病床，也沒有足夠的醫(yī)護和專家，更別說什么呼吸機和口罩了，可是我們坦桑尼亞卻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沒飯吃，這可怎么辦呢？我們能說所有人都回家隔離、都別干活了嗎？……大家都去禱告吧，為你的國家、你的民族、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和未來。要記得，瘧疾、登革熱、埃博拉，我們坦桑尼亞都挺過來了，不要害怕，恐懼一旦膨脹，信心就會收縮。要知道，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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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心想，當(dāng)人走到一個地步，發(fā)現(xiàn)除了禱告已經(jīng)無能為力，應(yīng)該是痛苦呢，還是輕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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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后的6月8日，總統(tǒng)馬古富力宣布：坦國再無新冠。一周后的16日，他又宣布，6月29日，全國的各級院校將全面復(fù)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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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我也回到了阿魯沙，這座城市如往日一般熙熙攘攘，就連店鋪、餐館門前擺放的水桶也成了擺設(shè)，想洗就洗，不想也行，沒有誰會指責(zé)、提醒你。大家都繼續(xù)著各自的日常生活，好像什么都不曾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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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旅途中吸入很多灰塵，我有一些咳嗽，為免引起他人擔(dān)憂，我戴了口罩。等餐時，餐廳小哥笑我：“我們總統(tǒng)都說新冠肺炎已經(jīng)不存在了，你還戴這個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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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要寫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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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在“新冠肺炎臨時調(diào)查小組”走了之后，穆薩聯(lián)系不上卡巴卡，便給卡巴卡的妻子蘇比娜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老頭子“被疑似”了。結(jié)束通話之前，穆薩對她說：“卡巴卡上次回來時最后問的那個問題，確實問倒我了，是啊，誰能左右別人的生死呢？尤其是在一個像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直到卡巴卡走了之后、過了好幾天，每次路過聽見他爸咳嗽，我都琢磨，對他爸來說，COVID-19大概只是一串不太真實的代號，相比起艾滋病毒和瘧疾，其實并沒有那么可怕，總之非洲人不像白人，我們早就被各種病給摔打慣了……不過你說他爸這么活著，真的會比死了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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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比娜的回答是：“什么活不活死不死的，能活著就是好的。你朋友（卡巴卡）這么說，完全就是不想負(fù)責(zé)任。他3月份在達市的時候，我問兒子，達市現(xiàn)在病人好多啊，你擔(dān)心你爸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他說，‘一個從小到大都沒怎么管過我的爸，有什么好擔(dān)心的？’卡巴卡總是埋怨他爸，誰知道還是周而復(fù)始，轉(zhuǎn)眼間，他自己也成了這么一個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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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穆薩發(fā)現(xiàn)自己在兩天前給老以撒卡送去的油米豆糖還躺在香蕉林里，一動未動，便打電話給調(diào)查小組。他們趕到時，發(fā)現(xiàn)老以撒卡已經(jīng)去世兩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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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葬的儀式不出意料地潦草，除了卡巴卡、蘇比娜和穆薩，沒有第四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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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爸這么一個已經(jīng)被村子給‘抹掉’了的人，還指望誰會來參加葬禮嗎？”穆薩悄悄告訴蘇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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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卡巴卡去村辦公室登記死亡時，又碰上了麻煩。死因要寫什么呢？克拉圭村正因蚊子瘋狂滋生而瘧疾肆虐，兩個星期里因腦型瘧疾死了好幾個人，老以撒卡本身是艾滋病患者，又停藥停了這么久，但同時，他又是“被疑似”的新冠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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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卡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討論了一會兒，他們告訴他，新冠肺炎這個就別寫了，寫艾滋病吧，畢竟連總統(tǒng)都說了，我們國家沒有什么肺不肺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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