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孫凌宇 ? 實習記者? 梁文雪 李麗賢?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
“刪除只在一瞬間”
?
顧嘉離開北京前的第三天，我們約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館見面。4月暖和，她穿得利落，長褲下踩著Timberland戶外靴，包也不帶。時間安排得緊湊，上午11點半得走，去見下一位朋友。近半個月都處于告別聚餐階段，收拾行李不急，照常等到最后一天。
理科生顧嘉說，寫數(shù)據(jù)總是一個緩慢而持久的過程，而刪除只在一瞬間。
離開的直接原因是工作變動。她在一家VR平臺公司做制片，負責平臺上的自產拍攝內容。疫情發(fā)生前，公司有一百來人，顧嘉手頭上也有好幾個項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談，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發(fā)生后，所有拍攝項目停工，公司只剩三四十人。態(tài)度和氣的老板多次想留她，有些想休息一段時間的同事也答應了停薪留職，但她始終無法接受就這么干耗下去不知何時到頭的局面。
不可抗力當前，她心里明白，如果沒有這種事情，老板絕不可能和她談降薪或裁員。最終她決定平和地終止勞動關系，不說離職，這樣大家都比較體面。解除勞動合同后，3月中旬，顧嘉從浙江老家回北京修改簡歷，很快在4月初收到好幾個面試通知。她考慮了一番，在北京和離家特別近的上海之間選擇了后者的一家4A廣告公司，繼續(xù)做制片。相比之下，上海的朋友會多很多，“在北京生活還是會孤單一些。”
離別在即，不舍的情緒總會占上風，特別大的灰塵和讓人受不了的干燥冬天都過去了，眼下只有和煦的暖風與鮮嫩的綠樹藍天。動不動發(fā)現(xiàn)家附近的路因重要活動被封而要繞一大圈導致上班遲到的場景也不會再出現(xiàn)了。心中記得的，是去年就近去的兩趟內蒙古，植被豐富遼闊的北方深秋。
她原本計劃在北京待兩年，現(xiàn)在進行到一半就突然中斷，沒待夠。她還想見識一次蹦迪，看一看北京鬧騰的livehouse和實驗性強的鼓樓西劇場。朋友告訴她理想國新開了一間咖啡廳，疫情過去后應該會經常舉辦些文化沙龍活動，“就感覺挺好的，但是我那時候應該已經不在北京了。”
去年顧嘉剛來北京時，先簽了半年租約，之后由于一直沒找到室友，便獨自在北三環(huán)的長租公寓住了一年，6000塊一個月，小單間。這幾年她一直在搬家，本科在加州學戲劇藝術，大學畢業(yè)后搬到洛杉磯，在那兒待了一年回國，上海的項目結束后來了北京，如今又要回去。
麻煩在所難免，但對她來說，打擊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她一頭短發(fā)，說話干凈利落。多次搬遷成了一種訓練——她收拾東西越來越快，同時是一份提醒，看到特別可愛的物件時購買沖動往往因著“在這地方住不久”的感覺而被克制。偶爾羨慕工位上擺滿手辦和小擺設的同事，看看自己整潔的桌面，一臺電腦、一個手磨咖啡器、幾本書、幾份資料，沒了。
對于更換城市，顧嘉和她身邊多數(shù)朋友一樣，都抱持“不妨探索一下”的開放態(tài)度。她覺得老一輩的人可能固定資產都在一個地方，對流動的牽制會更多，人際關系也更深刻。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到一個新的城市就可以交新的朋友。
至于落戶，她也不是特別在意。“其實留學生回國的話，如果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內拿到上海戶口，非常友好。包括現(xiàn)在像杭州、深圳也有這樣的政策，但我好像沒有特別care這些東西。還是跟地域有關吧，比如我新疆和黑龍江的朋友就非常在意這個事情，可能也是戶籍的一些限制，另外覺得在比較偏的地方，可能以后要辦什么事情會麻煩一些。”
顧嘉在拍攝現(xiàn)場忙里偷閑，假裝修仙 圖/受訪者提供
?
她今年27歲，日后估計不會再回北京定居，但工作上還會跟這邊有很多交流。同時也不想從此在上海牢牢扎根，有機會就去別的城市出差一段時間，廣州或者東京，都很好。
?
工作優(yōu)先
?
顧嘉是我在大眾點評上無意中碰到的采訪對象，在一家近期關門的咖啡館的頁面，我看到了她4月5日寫下的點評：
為了藍莓法式吐司值得一來，周末和朋友約了brunch，專門挑了一家沒去過的，拓展北京美食版圖。因為馬上要離開北京了，所以收到了朋友的花作為goodbye gift，以后應該還是會很想念北京的……
大城市太難把握，城中的咖啡廳和餐廳成了外來者感知氣息與制造回憶的最佳切口，也就不意外，內容中出現(xiàn)對口味環(huán)境服務的評價之余，常附帶情感的流露。
就在顧嘉去這家咖啡廳的第二天，小麥也聽聞即將閉店的消息，并“火速前往”。她在點評里說，“我決定離開北京了。不是立馬，甚至于我也不知道確切的時間。其實從前就清楚自己呆不住，只不過突然間更加堅定。因為知道要走，所以還在的時候會更加珍惜生活，同時開始為離開做各種各樣的準備。”
碩士畢業(yè)后她來北京實習了幾個月，去年1月份實習結束，回南方待了半年后再次重返北京工作。至今她仍覺得，“并不是很想回來。”難以適應的，不僅僅是食物與天氣。疫情期間，她感到在北京的生活更難過了。周圍是焦慮的聲音，北漂們紛紛擔心會遭遇失業(yè)或減薪。一家大型找房平臺的調研顯示，超半數(shù)租客因疫情在返回自己居住的社區(qū)時遭遇困難。她個人也因為其他室友無法返京、被迫與合不來的室友獨處而十分痛苦。
租約未滿，疫情稍有緩和，她便急著出來找房。自從住過呼家樓“破得刷新認知”的房子后，她對環(huán)境已不作指望，只求獨居或室友和睦。新找的房子在四環(huán)外的十里堡，她同樣行李不多，說十幾平的單間對于生活比較簡單的自己而言，“已經夠了。”看房前她問自稱房東的人有房子的產權證嗎？對方嫌她事兒，不耐煩地答道，沒有人問這個。
她是潮汕人，讀大學前一直在廣州生活，情感上更偏向深圳和廣州，說起在深圳一個月3000塊都不到就能租到單間、晚上餓了就跑到隔壁城中村買炒粉的經歷，神情依然很開心。但這些都無法掩蓋對工作的不滿意。在深圳的律所團隊做家事訴訟業(yè)務，但工作內容主要涉及離婚官司，跟當事人家長里短，她覺得沒有那么適合。 而且團隊里還有其他和家事沒關系的訴訟業(yè)務，她擔心在那里難以聚焦職業(yè)方向。
小麥熱愛喝咖啡，但北京咖啡店的價格有時是廣州的兩倍，因此，她專門報班學習，并購置了一整套器具，在家動手制作咖啡 圖/本刊記者 梁辰
?
兩個月后匆匆離職，到了北京這家業(yè)務更吻合意向的公司。她喜歡研究家庭法，在美留學期間也學了美國的家庭法，還在學校的法律診所幫本地的一個華人客戶做了家庭財產規(guī)劃方案。之后她打算聚焦私人財富管理，跟家庭糾紛有一定關系，但不用打官司。為了更接近理想的工作方向，明年過完春節(jié)，小麥也許會搬到香港或新加坡，去更國際化的公司工作。
對甚少牽掛的年輕人而言，工作調動往往是換城市的首要因素，對工作滿意與否的考量遠高于對城市本身的喜惡。一部分人像小麥一樣，按著明確目標尋找符合的城市，還有一些則是在不斷的轉換中，逐漸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陳霧2013年從川美畢業(yè)，近七年間換了六份工作，從重慶到深圳到上海，從乙方到甲方，領域涵蓋在線教育、游戲、電商、共享出行。傳統(tǒng)的商品包裝設計、互聯(lián)網公司的對外招商PPT、APP的頭圖和banner（橫幅廣告），都做過了。清閑的七八點下班，忙碌的要在一個月內按三個方向完成品牌發(fā)布會所有的設計。
2018年臨近“6·18”的一個星期天，她打算回公司加班，早上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像《哈利·波特》里被石化了一樣，動彈不得，花了一個小時才穿上褲子。醫(yī)生說是突發(fā)性腰間盤突出，吩咐她連續(xù)每天按摩一個月，再休整一個月。
短暫休息了一周，陳霧就不得不回公司，跪在瑜伽墊上趕設計。她苦笑，“這幾年雙11我從來沒參加過，就因為當時做活動做吐了。”“6·18”過后，她辭職回安徽老家待了四個月，養(yǎng)病期間意識到還是身體比較重要，并開始重新思考職業(yè)規(guī)劃，認真考慮是不是要回家。
安徽比較多的是室內設計，平面設計的需求量和報酬都不高，她也聯(lián)系了合肥的廣告公司，工資6000，比上海低1/3。許多同行到了30歲，都面臨轉型，有的自己出來開設計工作室，有的轉行跨到UI（界面設計）。陳霧琢磨，回老家還是想自己做點事情，打算在第二年創(chuàng)業(yè)做少兒繪畫培訓。
做教育需要考教師資格證，結果考到安徽一個偏僻的鄉(xiāng)村，朋友們笑她的落差，從上海到了鎮(zhèn)，連降四級。“在上海吃東西四五百出去，買衣服花1000都很正常，來這邊工資2000，周圍人對你也有質疑，親戚朋友都覺得你現(xiàn)在去當特崗教師挺搞笑的，又不是說完全找不到工作。離想走的路好像越走越遠。不過他們也非常包容我所有的變化，我太漂泊了，需要一個定下來的地方。上海房價讓我定不下來，有人說找個上海男朋友啊，但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的，不能為了這個而那樣做。”
開培訓機構的計劃逐漸擱淺，陳霧找了一圈，“在安徽竟然沒有找到一個合伙人。”如今她想清楚了，能持久干的，必須是自己喜歡的。她正在準備考研，想考藝術療愈專業(yè)，一方面跟自己的老本行畫畫相關，另一方面，她說話生動有趣，很多朋友和她聊完天后都很受寬慰。但這個專業(yè)不太受主流認可，好多大學今年都取消了，上海的學校也沒有這個專業(yè)，因此她把目標鎖定央美，成功的話下一站便是北京。
?
歸屬感
?
去年出發(fā)去北京前，顧嘉還收到一份上海的offer，離家更近，收入更高。家人、朋友不解她為何擇劣而選，顧嘉沒有說出口的原因是，喜歡的男生就在北京。“過來追特別喜歡的一個男生，”她回憶得灑脫，“但是也沒追到”，糾結、失望、尷尬，都濃縮進了末尾局促的一笑。
臨走前，她說我要離開北京了，對方也不好奇，沒有問你要去哪里，只說了聲好好保重。
遺憾漸淡，剩下一絲殘念，往后提起，至少是這段生活里不可跳過的注腳。雖然我們不愿輕易承認，下定決心來到陌生的城市，除了換工作，往往是因著熟悉的人會是最初認定的歸宿而義無反顧，而鼓起勇氣離開或前來。
去年8月，林安從待了一年半的上海搬到北京。“當時是因為和在北京的男友談了一段時間，綜合考慮，覺得我換城市比他換城市更合適。而且我不太想讓一個人為了我改變生活，最好都是我自己的選擇。”
換城市對她來說不算負擔，她覺得在一種生活模式里待個幾年，換一下也挺好。加上現(xiàn)在搬家方便，有的還能幫忙打包。她把洗衣機、柜子這些大物件都賣了，但她特別喜歡保存包裝盒，手機、首飾、耳機盒等等，所以最后光是小件東西還是裝了二十幾個箱子，花了兩千多塊。
來到北京后才開始找工作。林安大學的專業(yè)是電子商務，現(xiàn)在的工作專注于用戶行為研究，主要是數(shù)據(jù)分析，工作方向跟她之前所學沒太大關系，所以進公司后要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學習。
林安在家中彈奏尤克里里，從窗口可以看到不遠處正在施工的工 地。她現(xiàn)住在被稱為“中國硅谷”的后廠村，這里人多房少，租房性價 比極低。她從年前便想換個更好的住處，直到4月初才在閑魚上看 到一處滿意的房東直租——小兩居、高樓層、全新家具、落地窗，“只 要六千多”。但由于這個小區(qū)去年才交樓，周邊配套不算完善 圖/本刊記者 梁辰
?
工作了大半年，她感覺北京適合創(chuàng)業(yè)，周末同事們都在加班，大家都很拼。相比之下還是更喜歡上海，白天再怎么忙，晚上大家還是會預留出生活的時間，打扮好相約去頂樓酒吧吹風喝酒。
在上海時，她每兩三周就會去一趟當代藝術館，“看些奇奇怪怪的展”，周末也會抽出時間去咖啡廳或是朋友開的古著店。
如今到了北京，“娛樂都集中在東邊，我們住在后廠村，特別偏遠，每次進城都心力交瘁，一兩個月才去一次。有一回公司有搖滾音樂劇的特價票，我和男朋友一起去看，他很喜歡音樂，平時也有玩樂隊，演出的地方在天橋藝術中心，挺遠的，打車一個多小時，到了之后才發(fā)現(xiàn)是個兒童劇。”
在被稱為“中國硅谷”的后廠村，人多房少，租房性價比極低。她從年前便想換個更好的住處，直到4月初才在閑魚上看到一處滿意的房東直租——小兩居、高樓層、全新家具、落地窗，“只要六千多”。
房租相對便宜是因為這個小區(qū)去年才交樓，周邊配套不算完善。好在她們有臺小車，也就不太介意，第二天一大早看完房子后就定了下來。林安說，要知道在北五環(huán)外這片地兒，遇到自己喜歡、價格還合適的房子，比在社交軟件里找到真愛的概率還低。
在北京生活，屋子里很容易落灰。即使有掃地機器人，幾乎每周也要專門花時間打理臺面。為了減少做家務的時間，她會盡量把收納都換成柜式或者帶蓋的，也會把不常用的物品都收回到盒子里，桌面上只放使用頻率高的物品。
她過去在上海租的房子位于市區(qū)，交通方便，體驗比北京好得多。北京太大，搬家后距離公司近了七公里，通勤的時間卻差不多。
談論城市時，論據(jù)大多離不開與之一起經歷的人，不適、不滿得到緩沖，因著身邊的人才愿意忍受。而離開之后，最不舍的，也常常是這份共同的回憶與相互的寄托。
王慢在成都工作了三年，戶口也遷了過去，本來準備買房，以為自己這輩子都在成都了。去年6月份卻突然收到通知，要在一周之內調到廣州的集團總部上班。走得太突然，幾乎每次分別都要觸動這個自認“一直以來心思都比較細膩”的男生的淚腺。
臨走前，他去洗車。平日他負責公司的好幾輛車，每天都有車要洗，和洗車的小伙子們混得熟，有時出車急，他們都會優(yōu)先幫著洗。最后一次去洗車，王慢說，我下周就不在這里了，對方眼睛紅紅的，打趣著說舍不得。剪頭發(fā)也是，走之前他在常去的理發(fā)店辦的會員卡還剩一千多塊錢，給他剪頭發(fā)的人不知道他不會來了，但他自己心里面曉得，眼睛又開始泛紅。
最后一次開車送領導去機場，從來都是坐副駕駛的領導那天坐在了后面，靠著抱枕玩手機，一路不說話，王慢想，“他可能也流淚了吧。”
領導比他年長近20歲，從來不用命令的口吻吩咐他應該怎么做，三年來把他帶在身邊，身體力行地教導，在他生病時也很關照。王慢感慨，“這種城市的變遷更不舍的還是人，教過我的東西、相處的不舍，占非常大的比重。大家都是外地人，過元旦時，室友們每個人做點菜，聊聊天，像一家人一樣。平時一個人在成都，有時候周末也不知道干嘛，也不想去哪，從消極到坦然面對，心理成熟的過程都在成都完成了。”
他想起最初租住的有七個房間的大復式，想起從川大畢業(yè)后“不務正業(yè)”在家看金剛經、寫毛筆字、泡茶、在閣樓花園全裸打禪的室友，以及室友從文殊院撿回來的一只小橘貓。他工作忙，每天晚上一兩點回家，回去后到廚房喝個牛奶，吃點面包，橘貓布布醒了就爬到他肚子上睡覺。住到第二年，布布有天可能吃壞東西，自己找了個沙發(fā)的角落，安安靜靜去世了。他和室友們找了一周才找到，埋葬時小區(qū)保安也幫著一起挖坑、撒土。
現(xiàn)在受疫情影響，他在廣州的工作量沒那么多，不用那么晚睡。初來時，面對不同的圈子、不同的行業(yè)，一切都要重新適應。他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周末除了睡覺就是跑到辦公室看書、整理文件。最近，他加了公司的老鄉(xiāng)群，同事里很多湖南人，大家可以聊聊天，周末還約去室內滑雪。在這座城市，又“稍微有個途徑得到了歸屬感”。
?
限時旅行
?
歸屬感能讓當初的瀟灑被淡忘，又在換城市時受到沖擊?，F(xiàn)實因素的打擊還會讓許多年輕人的心態(tài)從不經規(guī)劃的“闖一闖再說”變成了“知道無法久住、歷練幾年就回來”的有意為之。有的人甚至在出發(fā)前就定好了詳細的時間表，這時的折騰也就成了一場限時旅行。
四年前甘甘從北京來到廣州，她當時大學剛畢業(yè)，在北京待了一年便決意離開。大二那年創(chuàng)業(yè)潮興起，她也在校內創(chuàng)業(yè)，一年后“還是想出去試試”，來到北京參加創(chuàng)業(yè)大賽。比賽要求在72小時內組建團隊并做出產品，三天的經歷對她沖擊很大。“以前覺得想法很重要，自己的團隊很優(yōu)秀，但見識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有才能的人還有很多，還是要去嘗試一下，年輕就要折騰。”
賽后團隊解散，她順勢留在北京鍛煉沉淀，加入了一家規(guī)模不大的創(chuàng)業(yè)型廣告公司。老板曾經是國內知名廣告公司高層，工作強度大，她和同事們“經常為了一個項目幾天不睡覺，趕完后全身被抽干。”那一年，雖然收入相當可觀，但白天努力工作、對客戶笑臉相迎，積攢的壓力只能靠每晚去簋街吃燒烤、喝酒排解，“蠻空虛的，也不知道到底是為了什么而忙碌。”
到了廣州后，她覺得很舒服，終于有機會喝喝早茶，悠閑地感受生活。每天遛貓、曬太陽，周末叫朋友來家里喝茶、吃清遠雞，雖然不會再有一群酒友隨叫隨到、烤串與啤酒相伴的熱鬧，但那些急躁也消失了。最近，在北京廣告公司的朋友跟她聊天，說熬不下去了，正在看老家的房子。她想到自己的情況，“廣州待久了，至少會考慮在佛山買個房，但很少聽到認識的人說打算在北京買房子，都是努努力回老家省會發(fā)展。”
李歡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她去年6月和男友一起從北京回到云南。她是昭通人，考慮到日后在北京買房、落戶、孩子上學都比較麻煩，出發(fā)前就在昆明買了房子，計劃好去北京“進修”兩三年便回來。
她學的是財經新聞專業(yè)，大學曾在《工人日報》實習，畢業(yè)時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起意還是應該去外面闖一下。2016年新媒體高潮期，她來到北京，在一家旅行服務平臺做新媒體，后來因為一本在國家圖書館看到的書，去了作者旗下一家服務于企業(yè)家的社交平臺做產品運營，覺得可以學到很多新媒體的傳播理念。待了一年，又因為公司舉辦的一次有關雄安的課程認識了下一任老板，跳槽到新零售垂直方面的新媒體。
李歡去年回云南時才25歲，她沒有過多的糾結，“這個年紀雖然很年輕，因為考慮到要是在北京真的太穩(wěn)定的話，可能會更加回不來了。再加上以后反正都要回來，還不如早點回來打基礎。”
回昆明后她最大的感觸是，“比在北京租房好太多了！”
三年里她在北京搬過三次家。在回龍觀的合租房，除了要忍受“上個廁所都要排隊”，還因住的是客廳隔斷的違規(guī)房而三番五次遭遇保安瘋狂敲門。現(xiàn)在，買的房子還沒交樓，住在附近新裝修的三室一廳，每月租金兩千二百多，比北京還便宜一千來塊，更重要的是，“終于有自己的兩個廁所了！”
雖然居住回憶不太愉快，但李歡依然認為這段進修“挺必要的”。“在北京的這幾段工作給了我不一樣的收獲，最開始可能不太有自信，但是后面慢慢就認識了自己，再明確自己的方向。而且也可以說是回昆明做的這份工作的敲門磚，現(xiàn)在公司內的80%員工都是北上廣深和海外來的回流人才。”
回來兩周后，她便找到了現(xiàn)在這家互聯(lián)網公司的工作。雖然工資比起在北京少了一半，但她自覺對物質方面的要求沒那么高——口紅只有五六支，好幾支還是朋友送的。“我完全沒有囤東西的欲望，滿足需求就好了。”
剛去北京時，身邊有朋友覺得她膽子挺大，畢竟上學不在北京，難免有種摸不著頭腦的感覺。但她想，反正在哪都是生活，只是換個地點而已。對這座人來人往的大都市，她適應得挺快，走的時候也沒有那么的不舍。她發(fā)朋友圈說，“回憶太多還顯得矯情哈哈哈，還是好好一步一步按照規(guī)劃向前走比較重要?；厝ビ置媾R買家具買車找工作一連串事情，不過就像當初來北京一樣，勇敢去做就好了。”
這代年輕人的漂泊更多是出于自發(fā)且清晰的選擇，苦情與無奈摻雜得不多。就像顧嘉說的，“來去匆匆，有些不知該如何表達的‘但是’，留到下次見面再說吧，也許會比想象的快！”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除顧嘉外皆為化名）
